“沒有愛情就沒有小說。在我的書中，愛情是突然出現的。但不是因為愛情才寫書，而是由於醜聞，在它的範圍之內，在這個像鼠疫，像火一樣非同尋常的社會當中。”
她問那個女大學生的丈夫：
“你呢？我不能跟不懂得愛情的人談論愛情。我沒必要跟那些不懂的人說。”
笑聲變得更沉悶了。有那個女大學生的丈夫在場，她變得溫和了一點。那是個加拿大人。更好了，是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上的。她馬上就來了興致：“冷嗎？很多海難？族內通婚？”
“你的國家，就像個傳奇故事。”
瑪格麗特對遇到的人確實很感興趣。她問他們，不把他們當做自己的應聲蟲。她沒有名人的那種冷漠，儘管人們像採訪名人一樣來採訪她。
“我從來不讓步，不過這怎麼說呢。我現在更少讓步（笑）。永遠必須碰運氣。什麼險都冒，我跟你說這些是因為我喝了一點酒。”
她的口氣一下子親密，一下子威嚴。笑聲當中，她拒絕向那個女大學生做基本的解釋：
“愛情？你應該懂得，我之所以寫安娜…瑪麗 · 斯特萊特，是因為我愛她。但促使我動筆的，是寫作，是激情，是想意識到自己的激情的那種激情；是寫作過程中發現的那種領域。我並不想簡單地寫每一個人。我喜歡我的鄰居，我想把她寫到小說裡。不，是因為能意識到這個鄰居對第三者的感情。是介入到別人的事情當中，假如我有本領，我知道這就是我的本領。我是在這裡，在諾弗勒城堡介入法國駐加爾各答大使館的。然後受到接待，聽到副領事的叫喊。這種自身向作品轉移的過程，就是寫作本身。這非常微妙。在我寫的東西里面，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我從來不會弄錯，但一切都是假的。我沒有編造任何東西。我只編造了敘述的由頭。所以說，一切又都是真的。只有一個人不是真的，那就是勞爾 · V · 斯泰因。我認為勞爾 · V · 斯泰因就是我，所以我不能編造這個人。那個女乞丐是真的，副領事是真的，安娜…瑪麗 · 斯特萊特是真的，湄公河是真的，加爾各答是真的。唯一不是真的東西，是我。我與生俱來的問題，是弄清楚當我講話的時候是誰在說。如果說有編造，這就是編造。”
那個女大學生驚呆了，又談起了語言學家邦弗尼斯特著作中第三人稱的用法。
瑪格麗特哈哈大笑：
女友杜拉斯 （九）（5）
“這太複雜了！”
她向我轉過身來。
“磁帶錄到哪裡了？還剩多少？她是不是還有很多問題？你給我一點酒。”
她對女大學生說：
“這場談話，你可以把它叫做‘誰在說？’”
接著，她又對我說：
“今晚，我們是不是做番茄醬？”
這次談話是1982年7月24日錄下來的。
就同一主題重複進行漫長的談話時，瑪格麗特往往會建議錄下來。
“讓它失去這也太傻了。有時，我還是挺有才氣的。”
她不時地對我說：
“瞧，我跟你說這些是為了讓你不會忘記。”
她給了我一朵茶花：
“如果把它弄乾，你可以把它一直儲存到我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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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十）（1）
“你還是不要去《Apostrophes 1 》。”
瑪格麗特一臉嚴肅的樣子，不開玩笑。80年代初，她尚未重新喝酒。她已停止喝酒，已經戒酒了。戒酒使她對某些東西更加不能夠容忍。她第二次接受醫生們的建議，她被診斷得了肝硬化。但她討厭自己戒酒，就像討厭所有俯首帖耳的行為一樣。
“你不要向這種庸俗的東西低頭。我不拒絕拍照，但我拒絕在電視這垃圾桶一樣的東西上露面。”
瑪格麗特使我惶恐不安。她說，作家怎麼要親自去捍衛自己的作品？作家對此應感到恥辱。不過，應邀為我的新書《大紀實》參加這個文學節目，我還是挺高興的。她沒有跟我談我的書，或者說我不記得她跟我談過。相反，她大叫道：
“去那兒露面的人都不是作家。你在那上面看見過布朗肖、貝克特、格拉克嗎？”
“這種等級的作家可不多，我算老幾？”
“啊，對。”
這個節目是為我的書促銷的，甚至這個再簡單不過的理由她也覺得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