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了我也必得無限崇敬，說不定還要親自劫獄，最後壯烈犧牲於亂槍之下，臨終前無比欣慰地呢喃道：“這…這張牌，沒…沒出錯吧？”可見，要想迫害一個名人，務要趁他功不成名不就那陣兒，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等他揚名立萬兒，鼻息幹雲之際，你想巴結他都來不及，哪裡還談得上迫害？當然，此中關鍵在於能識名人於風塵，起英雄於隴畝，早早看準哪個臭小子將來必有一場富貴，然後欺負他，侮辱他。他要忍受不了，跟你打起來，你不必害怕，這樣心胸狹窄的人肯定成不了大器。他要忍受得了，你更不必害怕，這樣心胸寬廣的人肯定能成大器，成名後絕不會報復。韓信報復過讓他受胯下之辱的弟兄們嗎？愛迪生報復過一耳光把他打聾的貧下中農嗎？
阿憶身高1米83，但高而不聳，文而不弱，英而不俊。那時，經常穿一身綠軍裝，樸素又幹淨。他家居北京，卻只在週末回去，對集體生活懷有濃厚興趣。我們班雖才子成群，各省狀元榜眼探花不計其數，但一是個性太強，所謂“英雄不受羈勒”，二是男女授受不親，都等著異性主動勾引自己，三是南方與北方、城市與農村、北京與外地同學之間缺少磨合，因此集體活動不太容易開展。阿憶以他極為合群的好脾氣，成為我們班各個組群之間的紐帶。他可以溝通朝野，溝通南北，溝通城鄉，溝通男女，簡直是我們班的“五通大仙”！
剛上北大那會兒，阿憶不在我們宿舍。我一聽此人叫“周憶軍”，便斷定他是幹部崽。不知為什麼，我對名叫“王解放”，“李抗美”，“趙文革”的人，天生有股反感，近年又有人叫“朱柯達”，“劉富士”，還有個女作家叫“舒而美”，氣得我真想改名叫“孔雀膽”。然而阿憶雖經證實確係幹部崽，卻天天跑到我們宿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終於有一天，他和我們宿舍的資產階級詩人臧棣換床，成了我們的階級兄弟。
我對幹部崽的態度是：有出身論，不惟出身論，重在表現。從阿憶的表現，我發現他身上蘊涵著我們工農兵的品德。他不講物質享受，從不以不吃某種食物來顯示自己高貴。看到別人吃飯時，他經常像小孩似的說：“給我一口！”一口下去，饞蟲上來，“再來一口！”連吃幾口，欲罷不能。
阿憶最愛吃魚頭。80年代初，北大學三食堂經常賣紅燒魚，6毛錢一小條，8毛錢能買條大的。阿憶當然是買大的，但發現別人買的小魚身雖小，頭卻大時，他便說：“拿過來，咱倆換！”不僅如此，別人吃魚時，他還軟硬兼施，請人家把魚頭留給他。後來大家成了習慣，吃完魚就把飯盆遞給他。再後來，只要聽說食堂賣魚，阿憶就不去買飯了，而是積極鼓動別人去買，自己坐在蚊帳裡，一邊敲飯盆，一邊唱蘇州評彈《蝶戀花·答李淑一》，把“問訊吳剛——何所有——”唱成“問訊吳幹——紅燒魚魚魚”。那“紅燒魚”三字，用婉轉的評彈唱出來，真是香噴噴，油汪汪。唱得口水直流時，弟兄們買魚歸來，用勺子切下魚頭，往他的飯盆裡一堆，阿憶激動得“淚飛頓作傾盆雨”。
阿憶為人處世，很像我們東北人。後來知道，他在瀋陽大姨家長大，怪不得。他常從家裡拿來東西，給大家吃，給大家用，無償地給同學們照相，帶同學去看病。他帶著外地同學參觀了許多北京景點，還特意從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那裡，搞來去中南海的票。但是，他一點幹部子弟樣兒也沒有，完全是僕人。他是真心助人以為樂趣的，決不因此而流露什麼優越感，相反倒是常受別人挑剔擠兌。我就是利用他的善良欺負他的人之一，比如打升級。阿憶也是愛好者，但他的樂趣只在參與，根本沒勝負心，既不刻苦鑽研技術，也不琢磨別人心理，所以別人不願與他合夥。只有我常常拉他做對家，這樣可以顯示我的高超牌技，贏了榮譽歸我，輸了責任在他。無論我怎樣呵斥，阿憶從不惱火，總是努力改正錯誤，而且笑盈盈的，頂多反問一句：“剛才你不是讓我這樣出嗎？”於是又被我痛罵一頓。
那時，我還到阿憶家混飯吃。他的家人都很隨和，待人既尊重又實在，跟我們工人家庭差不多。跟阿媽媽打麻將，阿媽媽總批評偉哥這不好那不對，但我看出阿媽媽實際是深愛這個兒子的。阿憶也是大孝子，我們繫有個美女與阿媽媽名似，阿憶每遇該女生，都要上前牽手，直至送她去美國，都很疼愛她。可見媽媽在他心中的地位。有一年，阿憶與一位少女斷交，阿媽媽跑來北大，焦急地問我，人家會不會報復偉哥？我覺得，他們不像什麼幹部家屬，那時，連個副科長都比他們端架子。我原以為阿憶是“出汙泥而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