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的發展模式。這一點，我在最近3年曾反覆指出“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老百姓要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他們的勞動力應該賣出更好的價錢。中國人口的紅利在未來十幾年將逐漸消失，從勞動力富足型經濟演化為勞動力短缺型經濟，勞動力價格因為稀缺而將自然提高。所謂“襯衫經濟學”早晚要碰壁。
要透過市場的原則推動中國經濟的升級，需要兩個機制：第一，政府要保證勞動者的權益，增強他們向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讓企業面對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市場現實，加快最佳化技術和管理。第二，加大教育投資，特別是對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資，避免“民工的孩子永遠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遠是盲流”的局面出現，使下一代勞動力能夠勝任高薪、高附加值的工作。總之，如果中國人不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得更加“值錢”的話，中國經濟就會逐漸失去動力。
大國小業：我們不得不面臨的抉擇（1）
記得20多年前讀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他講到退任後對中國臺灣進行經濟發展的諮詢。當時日本經濟已經起飛，成為東亞的榜樣。中國臺灣方面對日本奇蹟非常崇拜，很希望能夠複製。根據岸信介的回憶，中國臺灣方面總是對日本的大企業感興趣。他則告訴對方：日本的經濟主體是由中小企業組成。你們不要迷信大企業，要給中小企業多提供些支援！
那麼，岸信介幾十年前的話到底有多少根據呢？我們不妨以今日的“後知之明”檢視一下。到2009年為止，在日本的製造業中，75％左右的產值為中小企業所創造，將近90％的勞動力為中小企業所僱用。1972年透過的法律把中小企業定義為僱員在300人以下、資本1億日元（大致為當時的70多萬美元）以下的企業。不過，在批發業中，小企業被定義為100個僱員以下、資本不超過3 000萬日元（大致為21萬美元）的企業。在零售業中，小企業的定義則是50個僱員以下，資本不超過1 000萬日元（將近7�3萬美元）。這些企業有如下特點：第一，規模非常小，通常是家庭企業，員工多數不超過4個人。第二，分佈廣泛，在日本各行各業，從銷售到高技術，都活躍著大量的中小企業。第三，這些企業經常靠分包大企業的專案為生，受大企業的影響非常大；同時，每個大企業的產品背後，也都有一系列中小企業的貢獻。第四，這些中小企業有著強烈的地域觀念，在選舉中對政治的影響也比較大。
中小企業之所以需要立法來界定，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對之有慷慨的資助。法律的界定可以幫助這些企業獲得優惠貸款的資格。日本政府為此建立了一套龐大的財政機器，為中小企業提供資助。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金融公庫、商工中央組合金庫是針對中小企業的三大金融機構。中小企業金融公庫於1953年建立，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幫助其完成生產裝置和組織的現代化。在20世紀70年代，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在幫助中小企業改進控制汙染的技術、提升安全和衛生技術、計算機化等等方面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國民金融公庫於1949年建立，專門為那些難以獲得貸款的小企業提供貸款。從1979年開始，國民金融公庫開始為高中生和大學生提供貸款。商工中央組合金庫於1936年建立，也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財政服務為使命。到2004年，中小企業金融公庫資本總額將近5 500億日元，發放未償貸款將近萬億日元；國民金融公庫資本總額超過3 400億日元，發放的未償貸款達10萬多億日元；商工中央組合金庫資本總額5 100多億日元，發放未償貸款總額也將近10萬億日元。中小企業從這三大政府支援的金融機構總計拿到了27萬億日元左右的未償貸款。而日本當時的ＧＤＰ也不過500萬億日元。也就是說，發放給中小企業的未償貸款佔了ＧＤＰ的。
這樣強大的財政支援，自然鼓勵了中小企業的成長。在日本進入60年代的高增長期以前，流行的觀念認為中小企業代表著落後產業，家庭經濟的“封建”成分很大，生產效率、工資水平和產品質量都比較低下，需要“現代化”的改造。但是，自6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中小企業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數量和產值都不斷提高。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的經濟低谷中，雖然不少中小企業破產，但更多中小企業經過轉型變得更具競爭力。到1989年，除去農、林、漁業，日本的中小企業達到650多萬家，佔日本企業總數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大國小業：我們不得不面臨的抉擇（2）
1999~2000年我在日本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