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維持。中東產油國家因為缺水限制了其農業的發展、無法支撐其日益增加的人口。中國北方的乾旱也愈演愈烈。韓國也面臨嚴重的水資源不足問題。所有這些國家，面對未來時都如坐針氈。
大國全球農業戰略（2）
另一方面，以非洲為主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有著大量的土地資源，但由於政治不穩定，農業發展非常落後，產量低，饑荒不斷。這些國家的農業發展潛力很大，但自己卻無法開發。中東各國、中國、韓國等等農業資源稀缺國，大舉進軍這些地區，進行農業外包。根據在華盛頓的一個思想庫“世界食物政策研究所”的估計，自2006年以來，在這些貧困國家中，大約有1 500萬公頃~2 000萬公頃的耕地已經或正在被用來和外國的投資者進行交易。這大致相當於法國所有耕地或歐盟耕地總量的1/5。這些交易的價值，大致達到200億美元~300億美元。比如，沙特*在衣索比亞投資了1億美元，租用其土地種植小麥、大麥、大米。在蘇丹，韓國簽下了69萬公頃的土地交易；阿聯酋和埃及則各得40萬公頃左右，用於種植小麥。蘇丹這個非洲最大的國家、一直是*世界的糧倉，將把1/5的土地留給*各國的政府。中國則在剛果建成了280萬公頃的世界上最大的棕櫚油種植場。在亞洲，菲律賓、柬埔寨等國的土地，也紛紛向外國投資者開放。
積極地參與這一國際農業資源的博弈，是保障中國糧食安全、促進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步驟。不過，在這一競爭中，中國受到來自“西方主義”和“本土主義”兩方面的壓力。
所謂“西方主義”，是指西方國家不希望看到中國等國家的農業在全球擴張。它們甚至將之冠以“新殖*義”。西方國家的一大指責是，這些窮國本來就無法解決糧食問題，年年鬧饑荒，年年需要國際援助。但是，當國際社會把救災糧食運進這些國家時，外國的農業投資者卻把大量糧食運了出去。這實際上傷害了這些國家的利益。“本土主義”則是來自這些接受農業外資國家內部的抵抗。除了一般的排外本能外，其中一大緣由是這些國家政治*，政府經常把本國老百姓世世代代擁有或耕種的土地收奪過來賣給外國投資者。這樣一來，當地人就會認為是外資者搶了他們的地，外資進而成為了眾矢之的。
“西方主義”的壓力還有辦法可以應對。所謂外資搶奪窮國的食物之說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這些窮國政治不穩定，經濟落後，無力開發自己的農業資源，急需外資的介入。有人估算過，外資開發的土地，每公頃的產量至少比非洲現在的平均產量高出一倍。僅此一項，就多出了3 000萬噸~4 000萬噸的穀物。而世界一年的穀物交易額也不過才2�2億萬噸。蛋糕做大了才好分配。中國應該和當地政府發展出互益的合作方式，比如按總產量的一定比例為當地社會供應糧食。要知道，當地農民的畝產量，還不如中國農場畝產的一半。中國的農場即使把產量的一半賣給當地，一半運回國，也不會影響當地的糧食供應。實際上，在尚比亞，大約1/4的雞蛋都是由中國的農場供應的。只要能夠長期為解決當地糧食供應問題作出貢獻，“新殖*義”的言論就會不攻自破。
相較而言，“本土主義”的威脅則更難對付。因為當地政治不夠清明，政府經常把掠奪來的土地轉讓給外資。同時，政治的不穩定經常導致權力的不正常交替。如果和政府走得太近，忽略社會大眾的利益，一旦政府垮臺、反對力量執政，那麼過去透過政府而進行的投資就都會化為烏有。所以，如何既和政府打交道又能和當地社會打好交道，是農業全球化成功的關鍵。
中國有大量過剩的農業人口。把大量農民送到海外精耕細作，確實是個不小的誘惑。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大量的農業移民最容易引起“本土主義”的仇外情緒，並不是條可靠的道路。中國需要的是培養一代國際農場主。這些人不光要有豐富的農業知識和技能，並且要懂得經營管理、瞭解外國的文化和社會、有較高的外語水平，能夠出去組織生產，僱用當地人為自己服務。培養這樣的人才，對我們的農學院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此外，中國在軍事上也必須發展出能夠隨時救助自己僑民的快速反應能力。
中國不像美國那樣具有豐富的私人農業資本，所以在農業全球化中，國家的總體戰略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這又是一個涉及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的複雜工程。政府應該注重培育國內的私人農業資本，並且為這些資本建構一個進軍世界的宏觀框架。回顧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我們可以得知經濟起飛和農業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