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國家更有餘地以高比率的財政支出投資於教育。舉例而言，世界用於健康醫療的投資，佔世界GDP的，美國在這方面的投資，佔其GDP的，德國為，法國為，丹麥為，日本為8％，中國僅為。這裡除了醫療費用和生活水平外，一大因素就是我們的人口年齡比其他國家年齡年輕。印度人口年齡比我們年輕，這方面的投資也比我們低，僅佔其GDP的。但是，隨著人口的老齡化，我們在這方面的投入，很快就會跟上去。現在不投資教育，以後就投資不起了。
在如此優越的條件下，我們的教育投資又怎麼樣呢？由於各種統計數字說法不一，我僅以《經濟學人》2005年釋出的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值進行跨國比較：中國為，美國為，挪威為，瑞典為，丹麥為，世界平均水平為。可見，我們雖然因為“人口紅利”省下了鉅額的醫療費用，但我們並沒有把這份“紅利”投資未來，反而在向未來借貸。
造成這樣的局面，除了國家政策外，還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地方官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只管追求GDP的增長，以求在短短的任期內創造“政績”；二是現在中國正在享受“人口紅利”，勞動力充足而且便宜，勞動力投入比技術投入和教育投入更便宜而且見效快，從而躍入了“低技術陷阱”。但是，一旦人口結構改變，勞動力稀缺，勞動力的投入就會比技術和教育投入高，除非我們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但這一遠景，還遠沒有進入國人的視野內。
改變這一局面，首先要加強基層社會的*。各地方的人大不僅應該保證由公正的選舉產生，而且要有足夠的權力要求地方政府在財政開支中給教育留足資金。同時，國家也要制定相應的政策，規定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最低比率。只有這樣，我們的教育危機和未來的老齡化危機才能夠得以避免。
以市場控制人口（1）
中國正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但是，許多政策還是遵循著計劃經濟的模式；如果不進行改革，這些計劃經濟所遺留的舊制度將成為制約市場經濟發展的瓶頸。
中國的人口政策，即所謂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這一政策的核心，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要求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國家為此投入了大量資金。各級政府都設有計劃生育委員會，層層把關。甚至想生第一個孩子的夫婦，也要到街道申請生育“指標”。
如今中國經濟的繁榮，和這一政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密切相關。但是，展望未來，這一政策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甚至成了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首先，計劃生育立竿見影的效果，導致人口的迅速老化。我曾撰文指出，到2030年左右，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達到25％左右，超過美國當時的水平。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年輕勞動力來維持經濟增長的勢頭，養活退休人口，將成為中國在本世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其次，用行政命令控制人的生育行為，導致了一系列副作用。一是性別比例的失調。獨生子女政策加上傳統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和現代醫學科技的發展，使“傳宗接代”的男嬰出生率遠高於女嬰。在海南、廣東等省份，男嬰數量竟超過女嬰三成。有專家估計，到2020年，將有3 300萬左右的適齡男青年無法結婚。這不僅會刺激非法的性產業的發展，使艾滋病的蔓延更難控制，破壞社會的穩定，而且從越南、寮國等周邊落後地區走私新娘的活動也將變得難以阻擋。這些異國新娘往往來自當地社會的下層，缺乏教育，在一個陌生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非法生活非常困難。她們的子女也比正常人口更容易淪為沒有技能的弱勢階層。更重要的是，現在中國的“超生游擊隊”常常以民工的形式出現在城市。城市的教育系統往往歧視這些人的孩子，使他們得不到應有的教育機會。這等於無形中降低了我們下一代的人口質量。
中國面臨的人口挑戰，比計劃生育要複雜得多。中國仍然需要控制人口。但是，在控制人口的同時，不僅要考慮老齡化的速度，還要考慮人口質量。控制人口必然帶來老齡化，只有一邊控制人口，一邊提高人口質量，才能應對老齡化的挑戰。道理很簡單：只有人口素質提高了，每個勞動力才能創造更多的產值，才能養活更多的老人。如果中國的經濟20年後仍停留在現在的低端製造業的水準，就會失去發展的後勁，進而引發社會危機。因為到時候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靠人海戰術的“襯衫經濟學”已經行不通。每個製衣廠的工人掙的錢勉強養活自己，如何還能分出一部分去養活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