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認為萊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證明散文和濃麗的俄羅斯詩歌之間的血緣關係。
普利希文有一次（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說他自己是“釘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詩人”。
“我永遠不知道，哪裡是散文和詩歌的界限，”列夫·托爾斯泰說。他在他的青年時代的日記裡用那對他說來是稀有的熱情問道：
“為什麼詩和散文，幸福和不幸那樣緊密地連在一起呢？應該怎樣生活呢？忽然努力把詩和散文結合在一起呢，還是先盡情享受詩歌，然後再委身於散文呢？幻想中有高於現實的地方，現實中也有高於幻想的地方，完全的幸福應該是兩者的結合。”
在這些雖然是匆匆忙忙說出來的話裡，道出了一個正確的思想：只有詩歌和散文的有機的融合，或者更正確地說，充滿詩的本質、詩的生動的精華、清澄的氣息、詩的“令人神魂顛倒的”力量的散文，才能是文學中最崇高、最動人的現象，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這個場合下，我不怕用“俘虜”這個詞。因為詩歌會俘虜人，征服人，不知不覺地，但卻不可抗禦地使人提高，使人逐漸接近於這樣的狀況：人真正成為大地的增光者，或者如我們的祖先的天真的，但是真摯的說法，成為“萬物之靈”。
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說：“詩歌是人類停止追求、開始應用獲得的成果時的先兆”，這是有點道理的。
第二十章 在卡車的車廂裡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乘軍用卡車從德涅斯特河上的雷布尼察到蒂拉斯波耳去。我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司機並肩坐在司機臺上。
車輪下面揚起了一團團太陽曬熱了的褐色的塵土。周遭的一切——小房、葵花、洋槐和枯乾的草——都覆滿了這種粗糙的塵土。
在暗淡的天空上，日影朦朧。鋁製軍用水壺裡的水很熱，有一股膠皮的氣味。德涅斯特河對岸炮聲隆隆。
在車廂裡坐著幾個年輕的陸軍中尉。有時，他們用拳頭敲打司機臺的頂蓋，喊著：“空襲！”司機便停下卡車，我們都跳下去，跑到離大路遠一點的地方趴下來。德國的黑色“麥歇爾”立刻往大路上俯衝下來，發出一種幸災樂禍的聲音。
有時他們發現我們，便用機關槍掃射。不過，僥倖得很，誰也沒受傷。子彈把塵土打得直飛。“麥歇爾”不見了，只剩下由於曬熱了的土地而使人感到周身發熱，腦袋裡嗡嗡發響和口渴。
在一次這樣的空襲之後，司機忽然問我說：“您躺在子彈下面的時候，想些什麼。回想過去嗎？”
“是的，”我回答說。
“我也回憶過去，”司機停一下說。“我常常想起我們科斯特羅姆的森林。若是能夠活著，回到家鄉去，我要求作一個管林員。帶著老婆——她很安詳，滿漂亮——女兒，住在看守所裡。您相信嗎，我一想到這兒，心就跳。可是一個司機不許心跳。”
“我也是，”我回答說，“常常想起我們那兒的森林。”
“你們那兒的森林好嗎？”司機問道。
“滿好的。”
司機把航空帽用力拉到額角上，開了油門。我們的談話就止於此。
大概我從來沒有象在戰爭的時候這樣強烈地想起這些可愛的地方。我忽然發現，我不耐煩地等著夜的到來，這個時候，在一個乾燥的草原上的山谷裡，躺在卡車裡，蓋上軍大衣，可以使思想回到這些地方來，緩緩地、靜靜地走去吸著松樹的氣息。我常常對自己說：“今天我到黑湖去，明天，如果還活著的話，我便到普拉河岸或者到特列布其諾去。”於是我的心臟因為預感到這些想象中的旅行而停止跳動了。
有一次，我躺在軍大衣下，想象往黑湖去的路上最詳細的細節。我覺得，在生活中，不可能有比再看見這些地方，從這裡無憂無慮地走過，聽著心臟怎樣在胸裡輕快地跳動再大的幸福了。
在車廂裡的這些幻想中，我總是在清晨從木房裡出來，順著沙子鋪的街心走過村舍。在窗臺上罐頭盒子裡開著火紅的鳳仙花。當地的人把鳳仙花叫作“水漉的凡尼亞”。大概是因為鳳仙花粗莖裡的綠汁迎著陽光透亮，綠汁裡面有時還有氣泡。
井臺上，跣足的好說話的女孩子們，穿著褪了色的花布衫子，整天把水桶弄得叮叮噹噹。應該在井臺旁拐進小巷子裡去，或者用當地土話說，拐進“衚衕”裡去。在這條小巷盡頭的小房子裡，有一隻全區馳名的最漂亮的公雞。它常常用一條腿站在太陽最毒的地方，羽毛象一堆燒旺的炭似地發著紅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