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
“誠然，誠然！”袁世凱很快地說，然後轉臉問道：“有個叫胡衍鴻的革命黨，晢子，你熟不熟？”
“怎麼不熟？他是廣東人，一名漢民，字展堂。筆下很來得，我們在東京常有往還的。”
“好！”袁世凱略一躊躇又說：“我是開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談談，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報》給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還記得題目叫做《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記》，這‘廣東某君’據說就是胡衍鴻。其中記戊戌那年的內幕，頗得實情。”
這一說，嚴修跟楊度都大感興趣，因為天下皆知，戊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如今由當事人親口道來，自非道聽途說可比，所以都凝神靜聽。
“這胡衍鴻，我很佩服他！他說康有為一變再變，自欺欺人，一點不錯。康有為前後有‘五個退化’。”
所謂“五個退化”是胡衍鴻的批評：“康有為初時，說要創一個大教。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必因為師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卻用不著，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平心論之，康有為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號‘長素’，爭長素王，語雖狂妄，志氣之高確不可及。”嚴修問：“‘退化’何說？”
照胡衍鴻的說法，康有為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氣上是退化了一級。不過他講民主，也講民族，說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亦未足為非。
及至由舉人中了進士，去民遠而去官近，大談立憲，這立憲自然是君主立憲，無形中變成“保大清”，志氣上又退了一級。
到得上書言事，“屢蒙召見”，康有為論調又一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為實在連議院也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的好皇上，但求講變法夠了！”這樣，志氣上豈非又退一級？
戊戌改變後，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命他起兵勤王，結果變做保皇。”胡衍鴻的詞鋒很銳利，他說：“勤王、保皇本應該沒有分別，然而解釋起來卻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著勤王就該馬上去做，若是皇上沒有危險，也不必去勤他。”
接著胡衍鴻又說：“保皇卻不然，不必興兵動眾，只須集些錢財，不論何時何地，皇上沒有危難，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難，我也是這樣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這裡，天涯地角，兩不相謀，也是一樣保法。康有為變到這個主義，要算他目前歸宿所在，卻比起勤王時節，又是第五級退化了！”
談到這裡，袁世凱停了下來，啜口茶閒閒地問楊度：“晢子，你在東京見過‘康聖人’所奉的‘衣帶詔’沒有？”
“多少人想見都見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詔！”楊度答說：
“康門高弟，亦頗不以此舉為然。”
“康門高弟”自是指梁啟超。袁世凱不知道楊度所說的“此舉”，包括康有為借“衣帶詔”斂財在內，只以為楊度是替梁啟超辯白，不以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為然。這一來，話就有點接不下去了。
到這時，賓主三人才覺得輪聲震耳，不由得都轉眼外望，風捲黃沙，昏蒙蕭瑟，令人有一種鬱悶難舒的感覺，不如不看。
於是不約而同地收攏了視線，仍舊由袁世凱接著楊度的話說：“康有為這‘五個退化’之中，變法一說，倒是無意中搔著了癢處，連張南皮在內，都忍不住動心。翁師傅器量狹一點，不過想致君於堯舜之忱的忠愛之心，是萬無可疑的，大概他對康有為的論調，也覺得不失為救時的良策。不過，翁張兩公，都是讀通了書而不免天真的人，以為王安石的變法不錯，錯在用非其人，鑑往如今，康有為之言可用，康有為其人不可用！所以，說翁張兩公曾薦過康有為，是康梁一黨造作出來，自抬身價的活，其實是不會有的事。不過，既賞其言，不免要談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會了解‘師傅’的苦心，貿然傳旨召見康有為，翁師傅總不能說，康某心術不正，不宜召見。只好支吾其詞，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對師傅有了意見。否則，以大行對翁師傅之親密，當時只要出死力爭一爭，孝欽顯皇后難道就不念兩朝帝師的舊情？”
嚴修一面聽，一面不斷點頭，聽完說道：“宮保此論，精闢之至。說翁師傅曾舉薦康有為，我亦不信。翁師傅很想有魄力，實無魄力，就算真的賞識康有為，亦沒有膽量去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