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更事之無多，以致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局蹐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為庸鈍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思維再四，輾轉徬徨，不可為臣，不可為子。唯有仰懇天恩，准予開去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要缺，以及各項差使。願此後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
果然寫得好！瞿鴻璣暗暗讚許，但卻不便表示意見，只說：“親貴大臣的進退出處，向來非臣下所敢妄議，請皇太后、皇上裁奪。”
“這個摺子寫得很懇切。”慈禧太后問道：“奕劻，你的意思怎麼樣？”
奕劻唯有免冠碰頭，用惶恐的聲音答說：“奴才的兒子不肖，負皇太后、皇上的栽培，其罪該死。這個摺子，亦是出於悔過的愚誠，請皇太后、皇上俯準所請，奴才亦同感成全的恩德。”
“既然這麼說，我可不能不準奏了。”慈禧太后又說：“載振人很聰明，好好多念兩年書，將來不怕沒有重用的時候，寫旨來看吧！”
於是，軍機用“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的格式，寫下一道上諭：
“載振奏瀝陳下悃懇請開去各項差缺一折，載振自在內廷當差以來，素稱謹慎。朝廷以其才識穩練，特簡商部尚書，並補授御前大臣；茲據奏陳請開去差缺，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並據慶親王奕劻面奏，再三籲懇，具見謙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請。載振著準其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體。現在時事多艱，載振年富力強，正當力圖報效，仍應隨時留心政治，以資驅策，有厚望焉！”
這兩道上諭，連同載振的原奏，經由宮門抄與新聞紙傳佈京內京外，頓時成為茶坊酒肆無人不談的話題，談奕劻父子，談楊翠喜，談段芝貴，也談趙啟霖。
但在朝貴的書房中，所談的卻是岑春煊與瞿鴻璣，而瞿鴻璣又比岑春煊更可談。大家所不解的是，奕劻本無意報復，而瞿鴻璣又立足以救門生，何以竟忍心讓門生落得這麼一個結果？且不說師弟之情，不同泛泛，只就利害來說，瞿鴻璣走的是李鴻藻、翁同龢的路子，以收物望為固位的基礎，倘或能照應門下弟子而吝予一援手，試問還有什麼人願意捧這位老師？
唯一的解釋是：一條苦肉計。非此不足以逼迫載振去位。拿一個監察御史交換一個尚書，在瞿鴻璣是很合算的買賣。而況趙啟霖之復起，並不是很難的事，倘或瞿鴻璣能逐去奕劻，獨掌軍機大權，起復一名五、六品的官兒，根本就不在話下。
瞭解到這一層，奕劻有如芒刺在背，但其他旗下人員，則視岑春煊如蛇蠍，尤其是內務府，從堂官到司員，無不戰戰兢兢，深怕一不小心，落個把柄在他手裡，那就糟不可言了。
為此，楊士琦為奕劻劃策，內而求援李蓮英，外而策動袁世凱，齊心合力，扳倒瞿、岑。奕劻當然接納，而且就委託楊士琦到天津跟袁世凱去面談。
頭一天去，第二天就回京了。楊士琦在天津勾留的時間雖短，成就卻不小，“王爺，”他說：“袁宮保的意思，攻瞿必先去岑，岑如不去，盛杏蓀的勢力捲土重來，那就要成大患了。”
“盛杏蓀？”奕劻有些困惑，“莫非岑三早就跟他有勾結？岑三自命清廉，盛杏蓀又是什麼好東西，怎麼會跟他談的來？”
“盛杏蓀不是什麼好東西，岑三又是什麼好東西？仕途上原是以勢相結，不問本心。袁宮保有確實訊息，盛、岑在上海走得極近。朱某之被劾，就是盛杏蓀的報復，而岑三甘為所用。即此一端，可想而知！”
“這話有根據嗎？”
“怎麼沒有根據！”
楊士琦將從袁世凱那裡聽來的故事，轉告奕劻。據說朱寶奎不獨由於盛宣懷的提攜，辦鐵路發了大財，並且在盛門執贄稱弟子，應該在“死黨”之列。誰知朱寶奎進京，在謁見醇王載灃時，問起盛宣懷的為人，朱寶奎下了七個字的評語：“外君子而內小人。”盛宣懷耳目眾多，得知此事，將朱寶奎恨之入骨，所以在上海面託岑春煊，務必為他報復，而岑春煊不負所托，居然在到京幾天之內便為盛宣懷辦成了這件快心之事。由此去看，岑、盛的交情，豈得謂之不深。
“原來有這麼一回事，我倒不知道。”奕劻接下來問：“去岑是如何個去法？慰庭跟你談了沒有？”
“談了！不但談了，且有成議了，不但有成議，且已付諸實行了。這兩天請王爺格外留心兩廣來的電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