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支援下，似更有把握。所以軍機處、北洋大臣衙門、湖廣總督衙門都大忙特忙，定方針、擬條陳、立計劃，函電交馳，一些被有意、無意所擱置的大事，開始發動了。
不過，在發動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顧忌。袁世凱與張之洞的看法接近，實行新政，首須排除障礙，如王文韶在位，徹底廢除科舉則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觀望之心，學校難期普遍設立。結果是王文韶被開去軍機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為瞿鴻璣對他的印象還不壞，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簾子軍機”，在軍機大臣中“學習行走”，並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親貴及滿漢之見甚深的人，對袁世凱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為他暗則撐腰，明則揄揚，動輒問說：“去了袁慰庭，誰能替他？尤其是練兵，更少不得此人！”這話很能塞人的口，想來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個可以接替袁世凱的人。當然，這個人要從旗人中去找。
於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鐵良，得以脫穎而出。先由未任實缺的道員，一躍而為戶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轉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蘇各省中，清查庫藏及武備。此行歷時半年，經過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處，盤查藩庫，校閱營伍，附帶考查炮臺、水師及武備學堂，回京覆命時，上了一個數萬言的奏摺，細陳各省軍隊的實況，從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沒有一個能把這個拖沓瑣碎的奏摺看完，但有這樣一個印象：鐵良辦事很認真。
此外，對於各省的收支，亦有詳細奏報，且有整頓稅收的建議。最有關係的是，奏請兩湖設在宜昌的土膏稅捐局，改組為兩湖、兩廣、江蘇、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總局，徵收土產、鴉片的統捐，“一稅之外，聽其所之”，如非“落地銷售”，不另徵稅。較之以前的厘金，逢關過卡，節節抽收，輕得太多。稅輕則私減，稅收必可大增。練兵處奏定，各省只照未設土膏總局以前的額數提撥，溢收之數，專案存貯，作為練兵之用。
因此，鐵良又予親貴一個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財。這便可以賦練兵籌餉的重任，將來取袁世凱而代之。所以緊接著徐世昌的任命以後，慈禧太后派鐵良署理兵部尚書，與徐世昌會辦練兵事宜，而且已內定派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還有些緊要的差缺調動，最令人矚目的，一是趙爾巽外放為盛京將軍，準備接收東三省，一是八省土膏總局總辦，簡派貴州巡撫柯逢時充任。
這個職位，一望而知是日進斗金的好差使。在鐵良的原奏中說：“總辦八省稅捐，責任綦重，現充該局總辦補用道孫廷林，雖稱熟悉情形，究恐難資統攝，應請特派大員管理。”話雖如此，總以為所謂“大員”也者，無非外任監司、內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問有此資格的人，紛紛活動，削尖了腦袋往上鑽，卻未想到會落在當過封疆大吏的柯逢時頭上。
原來其中別有作用。這柯逢時是光緒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遜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時是個正人君子，但一任陝西學政，再遷兩淮鹽運司，素行頓改，揣摩風氣，多用心計，參劾屬員。條舉新政，一時有能員之稱。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將廣西巡撫王之春攆走，朝廷即以柯逢時繼任。
其實岑春煊移節廣西，指揮剿匪。“督撫同城”往往勢如水火，何況是岑春煊當總督？
岑春煊當然不會將柯逢時放在眼裡，遇事獨斷獨行，根本就沒有巡撫參與的餘地。柯逢時心想，廣西巡撫不比廣東巡撫，自己的權柄無端為岑春煊所奪，這口氣實在有點咽不下，一直在找機會，想辦法，要給岑春煊一個難堪。
辦法想出來了。岑春煊是貴公子出身，儘管動輒參劾屬下貪汙，他本人只是不拿錢回家，起居享用，並不委屈。行轅中經常有宴會，亦經常傳戲班子以娛賓客。
柯逢時便是在這件事上想出來的辦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傳戲，他親自帶著撫標兵丁，守在路上，戲班子經過，問明去向，即以“時值用兵，益禁戲劇”的理由，勒令戲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訊息，氣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時竟無計可施。
睚玭之怨必報的岑春煊，由此開始，多方面打聽柯逢時的劣跡，準備拿住把柄，狠狠參上一本，不但革職，還要查辦，不但查辦，還要下獄，方解心頭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時必有貪墨之行，因為他在未調廣西巡撫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過十一個月的巡撫，政聲甚劣，相傳他離任時，江西人以一聯一額贈行，對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