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那桐調外務部，是為了“當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務部，卻仍能管到戶部的事，這也是奕劻與那桐想出來的辦法，在戶部特設“財政處”，命“外務部尚書那桐，會同慶親王奕劻、瞿鴻璣辦理戶部財政處事務”。這一來管理戶部的大學士王支韶，滿漢兩尚書榮慶、鹿傳霖的權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這繼那桐遺缺的榮慶，是蒙古正黃旗人，翰林出身，十來年工夫，爬到了內閣學士，翰林開坊，熬到這個職位，就快要出頭了，內轉當侍郎，外放做巡撫，入於庶境。但補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學士卻不易遷轉。所以等了三年，內轉為“大九卿”末座的鴻臚寺正卿，再轉通政副使，外放山東學政，內調大理寺正卿，兜了一個大圈子，才做到倉場侍郎，還是署理。
倉場侍郎駐通州，專管天瘐正供的京倉，是個肥缺。榮慶的操守不壞，而且頗能除弊興利，因此，以和議成後會辦善後事宜，及充任政務處提調的勞績，調升為刑部尚書兼充管理大臣。
興學育才為新政要目之一，而舉國普設新式學堂，籌措經費，猶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訂學制。張百熙自受命為管學大臣以後，傾全力於此，每採西法，多所更張，而守舊派不僅大為不滿，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夾雜著旗漢之爭，以致新式學制備受攻擊。榮慶得以脫穎而出，為了他是旗人，又是進士，而賦性保守，正好用來抵制張百熙。
結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無成。正好張之洞奉召入覲，他作過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名為《勸學篇》，本意是戊戌政變之時，為了自辯其非新黨，寫這篇文章表明“中學為體”，不悖歷來聖賢的遺訓。而結果卻是獲致了不虞之譽，都道新式學堂以兩湖為最盛，全是張之洞的功勞，如今擬訂學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張之洞入覲之後，一直未回原省，奉旨“會商學務”，而實際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張之洞有種很特別的脾氣，“凡所建設，必開風氣之先，而凡所主張，必與時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諍諫，輿論之挽達，則持之益堅。”所以正當舉國競談時務之際，他對學制的擬訂，卻偏於保守，與張百熙不協，而與榮慶恰為同道。
這就意味著張百熙落了下風，榮慶是成功了。為了酬庸起見，調任榮慶為刑部尚書，再轉戶部，頂了那桐的缺。但他這個戶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張，是奕劻、瞿鴻璣、那桐行使會辦戶部財政處的職掌，徑自議定上奏，並無榮慶置喙的餘地。
因為如此，楊士驤進京，催問餉源，不找榮慶，只找那桐幾經磋商，有了差強人意的結果。
“攤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斷然決然地說：“不管瞿子玖怎麼說，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過就行。”
於是，定了兩項攤派的辦法，奏請核定，頒發上諭。
一道是攤派菸酒稅，“說是百廢之興，端資經費，現值帑藏大絀，理財籌款，尤為救時急務。前經戶部通行各省，整頓菸酒稅，以濟需要，乃報解之無多，實由稽徵之不力。據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直隸抽收菸酒兩稅，計歲入銀八十餘萬兩。以直隸凋蔽之區，猶能集此鉅款，足見該督公忠體國，實心任事，殊堪嘉尚。即著抄錄直隸現辦章程諮送各省，責成該將軍督撫一體仿行，並量其省分之繁簡，派定稅款之多寡，直隸一省，即照現收之數，每年仍派八十萬兩；奉天省每年應派八十萬兩；江蘇、廣東、四川各省，每年應派五十萬兩；山西省每年應派四十萬兩；江西、山東、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應派三十萬兩；河南、安徽、湖南、廣西、雲南各省，每年應派十萬兩；甘肅、新疆各省，每年應派六萬兩；
通計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稅額共六百四十萬兩。”
再有一道上諭，是整頓浮收及契稅，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話開頭：“現在國步艱虞，百廢待舉，而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為炊？如不設法經營，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後患何堪設想？查近年來銀價低落，各省不甚懸殊，其向以制錢折徵丁漕，各省縣浮收甚多，而應徵之房田稅契，報解者什不及一。各州縣身擁厚資，坐視國家獨受其難，稍具天良，當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撫每以保全優缺優差為調劑地步，不肯實力清厘，而不知國勢阽危，大小臣工，豈能常享安樂？該督撫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見好屬吏，至負朝廷？著自光緒三十年始，責成各督撫，將該屬優缺優差浮收款目，徹底確查，酌量歸公，並將房田稅契，切實整頓，歲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額數，源源報解。除新疆、甘肅、貴州及東三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