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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直隸，李來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氣浮囂，最容易鼓動，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樁教案在，新仇勾起舊恨，更易下手。所以李來中在天津楊柳青住了下來，默默觀變。
京津密邇，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內幕，以及端王急於想當太上皇的傳聞，李來中時有所聞。但是載漪究有幾分力量，固然不易測度，而朝廷對義和拳的態度，時寬時嚴，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這樣到了二月裡，李來中終於看出路道來了。
指路的明燈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諭：“山西巡撫鄧華熙調任貴州巡撫，遺缺以毓賢補授。”毓賢最為洋人所不滿，在賦閒三月以後，調補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對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賢，亦正不妨視作朝廷姑息義和拳的跡象之一。李來中又打聽到，毓賢放山西巡撫，出於端王的保薦與軍機大臣剛毅的贊成。這就更明白了，端王、剛毅跟毓賢臭味相投，都可以成為義和拳的“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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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禍果然發生了！裕祿接得高婁有變的稟帖，派出一名統領楊福同，帶隊到淶水“相機辦理”。其時祝芾已經心力交瘁地在高婁以好言誘獲拳民六個人，由王佔魁帶回定興，講明白，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會從輕發落。同時留下四十名馬隊，駐守高婁，作為警戒。
第二天，楊福同的隊伍開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鄉，行到一個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來了幾百義和團，包圍官軍。楊福同飛調高婁的馬隊支援，內外夾擊，打死了幾十個義和團，方得解圍。
見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單獨回城。楊福同會同援軍到高婁，還未進村，又遭遇數十義和團猛撲。馬隊放了一排槍，拳眾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靈，為楊福同揮兵攻入，生擒九人，斬殺二十多，很顯了一點威風。
誰知保定府屬的義和團，就在這十天工夫中，蜂擁而起，已成燎原之勢。來自淶水以北涿州的大股義和團，在山道設伏，楊福同寡不敵眾，被困在山溝中，身邊僅有兩名馬弁，當然遇害。身受五十餘傷，面目兩肢全毀，死得很慘。
裕祿得報，大驚失色，找來藩臬兩司會商。廷傑主剿，廷雍主撫，相持不下。裕祿是主撫的，但又怕言官說話，朝廷責備。就在這彷徨不決之際，來了一道上諭：“直隸藩司廷傑內調，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這一下還說什麼？裕祿唯有跟著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決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義和團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況民氣昂揚，都相信義和團能夠“扶清滅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掃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災”。自己又何可與潮流相悖？
因此，總督衙門有兩個官兒，立即受到重用。一個是專負與各軍營聯絡之責的武巡捕徐其登，一個是候補道譚文煥。徐其登本來就是白蓮教餘孽，亦就等於義和團埋伏在裕祿身邊的內應，而譚文煥之極力為義和團說好話，到處宣揚義和團如何神勇，卻另有緣故。
原來候補道品類不齊，才具不一，真所謂“神仙、老虎、狗”，是搖尾乞憐的狗，威風凜凜的老虎，或者逍遙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會不會做官。不會做的，轅門聽鼓，日日伺候貴人的顏色，所得的只是白眼。會做的，那怕資格是捐班，敵不過“正途”，補不上實缺，但可鑽營“差使”，而有些差使如製造局總辦之類，油水之足並不下於海關道、鹽運使等等肥缺。而且實缺道員只能佔一個缺，差使卻可兼幾個，所以有些紅候補道，聲勢煊赫，起居豪奢，著實令人豔羨。
譚文煥就是深曉箇中三昧的，只是時運不濟，謀幹差使，幾次功敗垂成，到緊要關頭上，總是為大有力者所奪去。這時默察時局，朝中講洋務的大為失勢，而義和團人多勢眾，打出去的旗號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作為。他生得晚，每每自嘆，未能趕上洪楊之亂，否則，從軍功上討個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員了。如今有義和團“扶清滅洋”這個大好良機，豈可輕輕放過？
他心裡是這樣盤算，從來對付大股土匪，不外剿撫兩途，準義和拳改稱為義和團，即無再剿之理，接下來便是招撫。如果及早促成其事，則就撫的義和團便得設局管理，別的不說，只說經手糧餉軍裝，就有發不完的財。因此，由徐其登的關係，跟李來中搭上線以後，就不斷在裕祿面前遊說，勸裕祿收義和團為己用，上報朝廷恩遇，下求子孫富貴。日子一久，裕祿亦頗為動心，如今既然決心照譚文煥的話做，當然少不得譚文煥的參贊。
“義和拳是神仙傳授，所辦的事，萬萬非神力所及，譬如淶水燒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