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坐辦叩門入內，道明來意。薛允升始而詫異，繼而搖頭，淡淡地說了一句：“倒記不起有這樣的例子。”
“那麼，照大人看，應該怎麼辦才合適？”
“那就很難說了。”薛允升答道：“你們瞧著辦吧！”
秋審處的坐辦很不高興，便又釘上一句：“現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該往那裡送？”
“那要問右堂才是。”
“就是許大人叫司官來請示的。”
“你跟我請示，我又跟誰請示？”薛允升沉下臉來，接著將茶碗一舉。
這是逐客的表示，廊上的聽差，隨即高喊一聲：“送客！”
秋審處坐辦碰了個大釘子，極其氣惱，然而還得盡司官的禮節，起身請安告辭。薛允升送到滴水簷前，哈一哈腰就頭也不回地往裡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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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沒結果！坐辦告訴了許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與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難。然而律例森嚴，他亦不敢擅自區處，只能吩咐，帶回刑部，再作道理。
帶回刑部，自然送監。提牢廳的主事卻不肯收了，“加恩發遣的官員，那能再進這道門？”他說：“不行，不行！”
“你不收，讓我送他到那裡？”
“這，我們就管不著了。”
“何必呢？”秋審處坐辦說，“他的行李箱籠，都還在裡面。
老兄怎麼不讓他進去住？“
這話將提牢廳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東西不成？”他氣鼓鼓地說：“人犯在監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讓他家屬具結來領就是！“說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兩個兒子都等在門外，然而無法進衙門，刑部大獄，俗稱“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內外隔絕，搞得唐炯棲身無處。
不過，唐炯到底跟獄卒有兩年朝夕相見的感情，平時出手也還大方，所以有個吏目“瞞上不瞞下”地，悄悄兒將唐炯放了進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卻不能再住了。提牢廳主事依照發遣的規矩，派差役將唐炯送到兵部武庫司，那裡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進退維谷之際，幸好有個唐炯的同鄉後輩，也是蜀中舊識的兵部職方司郎中陳夔龍，出面將他保釋，才能讓他回到長子家中。
這無非暫時安頓，究竟如何出京到雲南，聽候雲貴總督岑毓英差遣？猶待發落。反正既非充軍，兵部可以不管，如說分發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無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這是右侍郎許庚身所管，督飭司官，翻遍舊檔，竟無恰當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軍機，竟如此大勞其神。最後兩尚書、四侍郎會議，才商定一個變通辦法，由刑部六堂官具銜出公函給岑毓英，讓唐炯帶到雲南面報，權當到任的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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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屬進貢的專差專使，絡繹於途。由於一開了年，元宵佳節，就是皇帝親政，皇太后訓政的盛典舉行之日，所以藩屬的專使，除了貢獻土儀以外，還齎來賀表。
其中之一是朝鮮的專使金定熙，他還負有一項“王命”，與朝鮮王父子間的利害衝突有關。那是光緒八年的事，當時朝鮮為日本勢力所侵入，親日派李載冕、金宏積、樸定陽之流，號稱新黨，組織總理機務衙門，以師法日本為職志，因而與守舊派明爭暗鬥，終於勢成水火。
守舊派的首腦之一是大院君李昰應。朝鮮國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統，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應，由於為外戚閔氏所抑制，閒居雲峴宮，抑鬱已久。以後新黨改革兵制，聘請日本軍官實施新式訓練，求效過急，為士兵所不滿，叩訴於李昰應，竟造成極大的內亂。李昰應率領這批士兵，進犯王宮，殺王妃閔氏，殺總理機務衙門的官吏，而舊黨乘機起事，演變成排日的大風潮。
日本駐朝鮮的花房公使，走仁川，歸長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為藉口，發兵攻擊。朝鮮王李熙向中國乞師，但李鴻章不願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派吳長慶率淮軍渡遼為朝鮮平亂，逮捕大院君李昰應，禁閉在保定，然後與日本議和，讓日本取得與中國軍隊同駐朝鮮京城的權利。
事定以後，本來應該釋放李昰應，而且朝鮮亦曾數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執意不允，亦不說原因。因此，朝鮮始終不放棄努力。及至醇王執政，朝鮮使臣求到他門下，醇王慨然應諾，找了個機會向慈禧太后面奏，說祖宗向來懷柔遠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應幽禁已久，不如放他歸國，保全李昰應、李熙的父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