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儀注，慈禧太后自無話說，接下來看到皇太后“詣普祥峪定東陵行禮禮節”，自然而然想到當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將禮部的奏摺，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監宮女見此光景，嚇得個個屏聲息氣，雙腿發抖。
當然，李蓮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隨便說話，努一努嘴，示意太監宮女都退了出去，然後撿起奏摺，悄悄看了一下，還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禮部所擬的儀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著奏摺，咬牙說道：“禮部擬的什麼儀注？”
“那兒不對，傳旨軍機說給他們改就是了。”李蓮英說，“禮部堂官都是書呆子，何必為他們動那麼大的氣？”
慈禧太后也是一時之氣，自覺為此發怒，會遭人背地裡批評，度量太狹，因而忍住一口氣，接納了李蓮英的建議。
於是軍機承旨，通知禮部重擬儀注，要跟當初兩宮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禮節，稍有區別。這本來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擬之時，就酌量更改，亦不會有人批評。但這樣一奏一駁，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會試將近，才俊之士，雲集京師，其中頗不乏為老輩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將這件事看得很深。因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這也可以說是舊事重提。當年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漸，深恐明朝嘉靖年間“大禮議”的故事重演，所以極力裁抑醇王。上至親貴，下至翰林，幾乎無不以為醇王絕對不可過問政事，防他因為干預朝政而逐漸養成羽翼，一旦皇帝親政，成了無形中的“太上皇”，便無人可以制他。這重借為穆宗立嗣作題目，其實等於“爭國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吳可讀尸諫，方始告一段落。
在當今皇帝入承大統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處於極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從此與國家政事絕緣，閒廢終身，因而當時上奏兩宮太后，有“曲賜於全，許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的苦語。誰知忽忽十載，情勢已變，如今醇王不但過問政事，而且成了“太上軍機大臣”，吏事、軍務、財政一把抓，當年的杞憂，成了今天的隱憂。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醇王決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簾，優遊于禁苑之中，大權交付於皇帝之手，那時誰也保不定醇王會不會起異心？即或他本人並無此意，卻又有誰敢斷定，他左右不會加以慫恿？趙匡胤這樣謹厚而不好威權，不也“黃袍加身”，欲罷不能嗎？
因此，為了消除這重隱憂，今日之下，必須講禮，禮制並稱，唯有禮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測的異心。如果此時為了不關輕重的儀注，可以容許慈禧太后不守禮制成法，便是開了一個惡例，將來皇帝親政以後，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後塵，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試問禮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顏直諫？
當然，這些議論，關係重大，只能在最親密的朋僚集會中，悄悄交談，而禮部六堂官當然也都瞭解此事關係的重大，同時也頗警惕於士論不可輕忽，倘或曲從懿旨，修改儀注，引起士林不滿，紛紛上書，那時言路上一定會有所表示，首當其衝的，便是禮部官員。
但如公然違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難處，而啟鑾的日子卻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從李蓮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禮部的一名跟李蓮英拉得上親戚關係的司官，特地備了一份豐腆的水禮，專誠拜訪，屏人密談，細訴其中的苦衷。
這些地方，李蓮英極知大體，一口應諾，設法化解此事。
回到宮中，他自己不便進言，要跟榮壽公主去商量其事。
榮壽公主在宮中有特殊的地位，因為慈禧太后對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寵愛，加上她知禮識大體而得到的重視，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憐，再因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覺愧歉。這愛、重、憐、歉四個字加起來，竟奇怪地起了畏憚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禮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顏色花樣過於鮮豔，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總要叮囑左右：“可別讓大格格知道，讓她說我兩句，我可受不了。”
當然，這也因為榮壽公主凡有進諫，第一是一定有駁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諷而婉，暗中點到，從不傷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著這樣一件棘手的事，她雖義不容辭地一肩承擔了下來，卻不敢操切從事，只是默默盤算，耐心地在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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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是初選秀女的日子。一共九十六個人，三雙姊妹花最受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