鬆了口氣站起，卻聽到這末尾一句，齊齊愕然的看向了萬曆。
二百七十
“莫要君前失儀！”
看著眾臣錯愕的樣子。張居正沉聲說了這麼一句。
文淵閣中的大臣們這才是各個站起，按照平日的順序分列兩邊，這屋中的氣氛變得平靜下來，看著又恢復到皇帝剛進來的時候。
誰都能看出來萬曆的情緒已經很低沉，已經鬧到了這樣的地步，剛才更是將太后娘娘這尊大神都抬了出來，難道還要繼續爭下去嗎？
爭，和皇帝鬧僵了絕無好處，不爭，要真是皇帝下旨，在天津也推行平安牌子，那萬萬不能。
商稅一事，明初山西為下屬某縣縣令請功，因為該縣收取商稅超過了額度，並且大為增加，但請功的文報發到京師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卻認為此人太能盤剝，判了個流放西北。
自此之後，上下官員對收稅該如何應對，就有個大概的判斷了，稅賦過重為苛刻。不收少收則為體恤民情。當然，田賦是不能少收的，在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繳納田賦捐稅，這是天經地義的。
大明立國前後，四下戰亂，民生凋敝，地方上破壞的極為嚴重，工商業上也的確收不上什麼稅賦。
到了弘治年的時候，民生已經恢復元氣，經濟繁榮，工商業有了極大的發展，但當時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沒有什麼區別。
有杭州地方官收稅，只在衙門門口擺下一張桌子，一個箱子，桌子上放著筆墨紙硯和一本賬簿，箱子是個半開口的木箱。
貼的告示是請杭州商戶自行在賬簿上登記生意進出，然後朝著那箱子中丟進銀錢算作繳稅，桌子和箱子旁邊並無人看守，全憑個人的自覺，沒有人是傻子，這套傢什在衙門門口擺了三個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錢。
這等像是笑話的舉動，卻被時人交相稱頌。認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事蹟相提並論——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團聚，然後死囚在約定的期限內都準時回來，李世民大赦了他們的事蹟。
這門前自願自行繳稅的事情，也被認為是君子不貪錢財。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為一時的美談。
歷經正德、嘉靖、隆慶到如今，收取商稅，必然被稱為是盤剝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獸之行，反之則是讓民生安樂君子之舉。
唯一還有些效力的商稅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師這條大運河上設定的七個稅關，船隻過稅關都要進行貨物查驗，按照所載貨物的價值進行收稅，可這七個稅關徇私貪墨極為的嚴重，更別說許多貨物都是透過免稅免檢的漕船來運輸，壓根收不到什麼。
商稅稅制敗壞，形同虛設，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後期，卻又有不同，大明南方有遠超北方的經濟繁榮。
這種經濟繁榮又帶來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農給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決定了科舉成績的好壞，這又決定了在官場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儘管科舉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性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幾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著他家裡的富貴，即便家裡短暫不能富貴，他也需要來自家鄉的人脈和財力的支援。
換句話說，大明中上層官員往往都是出身於江南的富貴階層，而這個階層的繁榮富貴，是和工商業分不開的。
或許在初始的時候是依靠土地進行剝削，但真正的增長是在工商業繁盛起來之後，江南大富之家，或許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們和海上貿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也是商稅的稅基主體，所以商稅對他們來說是不可碰觸的底線。
收取商稅，就是對他們切身利益構成了損害，任何試圖進行這個舉動的人都被視為敵人，都會面臨整個江南士紳階層的壓力。
這個階層，他們的子弟不斷的成為大明中樞的高官顯貴，不斷的維護這個階層，這個階層又依靠著這個維護不斷的膨脹，然後周而復返，成為了一個不能碰觸的利益集團。
誰去談收取商稅，誰就是個這個階層為敵，誰就是和從這個階層出身的高官顯貴們為敵，如果從這個階層所涵蓋的人群來看，說是和天下士子為敵，和天下文官為敵，或許牽強了些，但絕不能說是錯誤。
這也是大明朝廷派出稅監、礦監、織造等等內監前往各地，為內庫搜刮收取錢財。各地的文官總是前赴後繼的進行鬥爭，要知道這些敢於鬥爭的文官並不是什麼清廉之輩，他們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