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彬想找機會親自靠近這個人，跟蹤他幾天，如條件適當便與他直接交一次鋒，以便儘可能多掌握些第一手資料。但當何彬讓人聯絡他時，卻被告知他離開香港外出了，去了什麼地方沒人知道，何時回來說不清楚，但估計一兩天至多三五日之內就應該回來了。何彬耐著性子等了幾天，實在閒得難受時便到桑拿浴去消磨時間。
香港的桑拿浴委實不少，規模各異，檔次有別，但有幾點是相同的：一是硬體裝置全都非常講究，豪華而實用，衛生且安全，使用起來十分舒適；二是服務極其周到，凡是客人需要的，早有人為你想到了，真讓人有種“心想事成”的感覺。何彬覺得這兩點是國內大多數桑拿浴所比不了的。但是這第三點卻使何彬覺得有些失望：這裡幾乎見不到什麼桑拿小姐，在各個桑拿浴裡提供按摩服務的幾乎是清一色的桑拿“大姐”。這些三四十歲的女人不管怎樣梳妝打扮，但畢竟已青春不再，職業性的笑臉上深深隱藏著歡場女郎的薄情與無奈，無論如何也難與內地桑拿浴裡那些火辣辣的青春少女相比。這些桑拿“大姐”技術嫻熟，手法高超，工作起來也是盡心盡力，如果你閉上眼睛堵上耳朵捏緊鼻子任憑她們在你身上擺弄，你也會有舒適興奮的感覺。但一旦你睜開眼睛看到一張灰濛濛沒有青春光彩的面容和一雙乾巴巴缺少脂肪墊襯的雙手，你的雅興便可立時蕩然無存。如果恰巧你又有出色的耐力，那就可能任憑她折騰半天你也無法達到解脫的境界，搞得雙方全都疲憊不堪。何彬去了兩次之後便再也提不起興趣了。
這姓林的傢伙好像故意同何彬作對，不管何彬等得如何心急火燎就是不見他回來。沒有辦法，何彬只得暫時放棄了與林寶強當面交鋒的打算。
回來後，何彬立即將本次出差的情況向上級領導做了詳細的彙報，接下來幾位領導又開會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得出的結論是在境內外加強對林寶強的監視，但暫時不會對他以及這個調查公司的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九七”香港迴歸近在眼前，上邊的政策是要儘可能善待港人，爭取民心，保持局勢的穩定。所以，近一段時期一些香港人在內地違法犯罪，有關部門都是能不抓的就不抓，抓了的也是很快就放，儘可能不予治罪，實在需要治罪的便重罪輕治，判了好幾年徒刑的也可以透過什麼“驅逐出境”之類的方式當即放人。這樣做的結果，香港人的人心或許是爭取了一些，但內地的百姓意見很大，覺得這種同法不同罪、同罪不同罰的做法實在不合情理。照這樣下去，誰能保證將來某個公園門口不會豎起來一塊“本地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但老百姓有意見發牢騷那是老百姓的事，上邊的政策還是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的。
幾位領導定下了行動方案，向何彬交代了下一步的任務，便讓何彬回家休息了。何彬回到家裡同自己五歲的寶貝兒子親熱了一番，喝了碗太太為他堅的雞絲銀耳湯，再衝過涼後便已近午夜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後，何彬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姚綱打電話，他對這位老同學的情緒始終有些放心不下。
何彬先往姚綱的辦公室打電話，此時差不多已到了上班的時間，而姚綱幾乎每天都是提前半小時就到辦公室裡了。辦公室的電話沒有人接，顯然姚綱和他的秘書都還沒有進門。何彬又往姚綱的住處打電話，電話玲響了足有兩分鐘，睡得再沉的人也會被吵醒了，但最終還是沒有人接。
何彬找出筆記本查到了姚綱的手提電話號碼。他平時極少撥打這個號碼，因為姚綱幾乎從來就不開機。姚綱說他不是在辦公室就是在家裡，身邊都有電話，開著手提電話白費電；而如果他不在這兩個地方，那很可能是他不便於接電話的時候，所以也沒有必要開著手提電話。何彬到處找不到姚綱只好試打一下他的手提電話，心裡並沒抱太大的希望。出乎何彬意料的是，姚綱的手提電話一撥就通了。
電話是撥通了，但響了好長時間卻沒有人接聽。何彬心裡又急又氣，耐著性子等下去，就是不肯把電話結束通話。終於電話那頭有人答話了，但卻不是電話的主人，而是一個氣哼哼的陌生的聲音：“喂，找誰？”
“你是誰？”何彬覺得有些不對勁兒，姚綱的手提電話怎麼跑到陌生人手裡去了？
“我問你找誰？”對方粗魯得像剛從深山老林裡跑出來的受保護的野生動物。
“誰的電話我找誰！你是誰？我問你是誰！”何彬的語氣十分嚴厲。
“派出所。”
“哪個派出所？”
“黃風嶺。”
“黃風嶺派出所？姚總的電話怎麼在你們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