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機差距”和“導彈差距”的擔心相類似。同時，他繼續詢問，超出威懾力量範圍的核力量究竟需要達到多大限度。他迅速地愈來愈掌握了這些複雜的問題，使他在時機成熟時能夠儘量利用禁試的機會。
常規和非常規力量
不論核優勢有多大，不論民防掩蔽所有多少，都不會增加約翰·肯尼迪對核戰爭的胃口或增強他使用核武器的願望。這是一項他冷靜地準備承當的職責，如果他必須承當的話。但是正如他有次私下說過的，他深信，如果實際動用核導彈的話，那並不意味著孤注一擲而是“最終的失敗”——威懾力量的失敗、外交的失敗、理智的失敗。
而且，優勢的核威懾力量在六十年代所具有的軍事價值是有限的。它能夠遏制一場核進攻，還可能遏制對歐洲這樣一個戰略性地區發動大規模的常規進攻。但是它還能遏制其他什麼方式的進攻，這是不清楚的。同時，至少有十年，對自由世界的安全的最為現實和最為經常的共產主義威脅，不是對中心地區發動核進攻而是在外圍地區進行常規的蠶食活動——對西柏林的恐嚇，對福摩薩海峽的常規進攻，對南朝鮮的侵犯，寮國的暴動，剛果的叛亂，在拉美的滲透和越南的游擊戰等等。
赫魯曉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說並沒有威脅說要摧毀或侵略新的地區和居民，而是要透過不斷採用“色拉米”戰術，透過每次吞併一片地區，逐步擴張共產黨的勢力範圍，以及透過在我們無法使用核威懾力量的地區——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們的安全並未受到直接的威脅，一方面則是由於巨型武器不適宜在那裡使用——進行有限戰爭、顛覆活動或政治侵略，從而把蘇聯的制度強加於這些地區和居民。如果我們缺乏有效地抵制這些策略的常規能力，我們就可能面臨一場選擇，要末發動一場實際是自殺的核戰爭，要末撤退。
不幸，在五十年代，當共產黨人日益擺出一種軍事姿態，使大規模報復的威脅越未越不可靠的時候，美國卻越來越傾向於採取一種以這種威脅為基礎的戰略。肯尼迪在1961年接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1956年的一項指示，對於任何比一般叢林戰規模大點的共產黨行動和對於蘇聯在西歐進行的任何一次嚴重的軍事行動，主要依靠核報復。“如果你能打贏一場大仗，”艾森豪威爾曾經說過，“你肯定也會打贏一場小仗。”因為北約的戰略也建立在類似的基礎上，於是沒有作出認真的努力使其兵力達到滿員，而我們自己的陸軍人數又急劇地減少了。
這種理論同現實不大相稱。當總統為某一場有限戰爭進行商談時，他常會問道：“要解決這個問題，我那大型炸彈能起什麼作用呢？”大家都說不出一個恰當的答覆。甚至那些估計是為“有限”戰爭設計的戰術核武器，也並不是一種答覆。肯尼迪政府在世界範圍內促進這些武器的發展和部署，光在西歐就增加了60％。不言而喻，總統寧願由我們而不是由蘇聯人保持這類武器的優勢。不過他對核交鋒只限於戰術範圍內的可能性是懷疑的。同時，他很關心成千上萬件理論上在他控制之下而實際上卻掌握在較低階的指揮官手中的這種武器。因為有幾種這類“小型”武器的打擊力量比摧毀廣島的那枚炸彈還大五倍。光是那些在歐洲隨時可以使用的武器所具有的聯合爆炸力，就比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用的武器的力量大上一萬倍。如果這些武器屬於戰術範圍，那末什麼武器才是屬於戰略範圍的呢？而在人口稠密的歐洲使用這些武器，將會對我們想要拯救的人民產生什麼後果呢？總統確信，一旦開始使用這些武器交戰，就不存在一條明確規定的、會把那些大炸彈排除在外的分界線。
這項對我們尷尬處境的分析，產生了關於常規力量的新的肯尼迪一麥克納馬拉原則——這是在戰略方面比核威懾力量的擴大和確定使用界限更為根本的改變。這項原則的實質是選擇：如果總統對各兵種有一個均衡的安排，可以從中對每一情況選擇最為適宜的反應——如果美國能把有限的挑戰限於區域性的。非核的範圍，同時又不讓共產黨獲勝——那末就有必要建立我們自己的非核力量，使它足以迫使任何侵略者面臨肯尼迪想要避免的那種糟糕的選擇，即要末丟臉，要求逐步升級。簡而言之，遏制共產黨有限的常規行動的最好辦法就是，能夠以自己的力量作出同樣有效的反應。
顯然，這項原則並未使核力量降級。可是肯尼迪從1961年的柏林危機和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所得的經驗使他滿意地表明，最好的威懾力量是常規力量和核力量的一種結合。他有時評論說，“有一列驅逐艦停泊在警戒區或有一師裝備精良計程車兵駐守在邊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