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核武器的畏懼等情況。他情願減少美國在西柏林某些實際上不必要的“刺激”活動。他願意承認東歐國家在防止未來的德國侵略問題上所具有的歷史性合法權益。他問道，是否能在這一範圍內對東歐國家有所遷就，以換取有關西柏林境內的自由和進入西柏林的自由的一項詳盡的書面保證，從而改善我們的地位呢？“我們不受任何刻板的方案約束……我們看不到完美的解決辦法。”
臘斯克由於職務關係而偏向於開四國部長級會議，他最初打不定主意是否就這一問題同蘇聯人單獨會晤。可是一旦他開始了這項工作，他就不懈地和巧妙地表明，利用長時間的討論來避免僵局和防止災難是有價值的。1961年秋，他同葛羅米何在紐約舉行的三次會談中，都強調指出，西方不會簽訂一項作出讓步的協議，以換取目前的不很明確的權利。他說，“那就是用兩倍的代價買同一匹馬。”肯尼迪在隨後同葛羅米柯的會談中又增加了自己的一個比喻：“你們是在拿一個蘋果向我們掉換一個果園，我們美國不會這樣乾的。”在打比方方面不落人後的赫魯曉夫後來在信中抱怨說，西柏林對他來說不是果園，而是帶刺的雜草。
柏林是肯尼迪和赫魯曉夫來往信件的主要話題。1961年9月首次通訊就有助於使這場危機冷卻下來，雖然赫魯曉夫隨後在關於這個題目的一些信件里語氣忽而嚴厲忽而和緩，總統總是設法提出他所贊同的信中的某一段落以使部長會議主席仍抱有希望。他給赫魯曉夫寫道，由於東德和約會使西德人民確信重新和平統一已不可能，這可能會恰恰引起赫魯曉夫所最為擔心的那種民族主義和緊張局勢。他指出赫魯曉夫不願使局勢惡化的說法同烏布利希的粗暴的恐嚇是不一致的。他要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在承認西方繼續留在西柏林方面更為現實一些，正如赫魯曉夫希望他承認整個柏林或整個德國問題的解決不是立即可能實現的一樣。
在1961…1962年期間，總統親自關心著各種談判建議：1959年“西方和平計劃”的最新改寫本、國際法庭仲裁、整個柏林成為自由城、西方和共產黨人舉行平行的和平會議、五到十年的暫時解決辦法、將柏林用作聯合國總部、中歐安全計劃、國際通道機構和十點共同宣告等等。但大多數建議都經不起盟國的仔細研究，以及法國和德國的蓄意洩露而失敗了。正如麥克米倫首相同他議論時所說的，其結果使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向俄國人提出，“幾乎連湯都沒有，更沒有魚這道菜”。在戴高樂的刺激之下，德國人在1962年春天再次大為惱火，他們不公正地指責美國人沒有把所有的建議告訴他們，還抱怨那些已告訴他們的建議。肯尼迪後來承認，我們的錯誤是力圖使德國人接受赫魯曉夫無論如何也不會感興趣的一些打算。
然而，接觸和交換意見在繼續進行。肯尼迪常常把這個問題同奧地利問題相比擬。奧地利問題經過好幾年的毫無結果的討價還價，到赫魯曉夫執政後突然產生了一個蘇聯一西方協議。可是甚至在1963年，在古巴導彈危機和禁止核試驗條約有助於改變討價還價的氣氛以後，還沒有達成或將要達成一項協議。不過，赫魯曉夫取消了他的壓力並終止了他的威脅，而總統相信，我們表明談判的意願——透過堅持合理解決的可能性，透過把蘇聯作為一個大國看待以及使全世界知道不是我們不願妥協——已為和平保衛西柏林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為了爭論下去而“爭論下去，爭論下去”是有益的和有效的，而既然壓力已不存在了，肯尼迪也沒有努力提出任何新的解決辦法。
在1963年，牆依然矗立在那裡，可是東德人為開啟貿易往來而開始提出一些建議。西柏林仍然是一個處於危險中的城市，一個深深地座落在被禁閉的東德之內的自由和繁榮的孤島。意外事件仍然時有發生——包括1963年秋天的不體面的爭吵：西方軍隊在高速公路檢查站是否需要下車或把卡車尾板放低以便計數。可是西柏林的通道仍然暢通無阻——西柏林仍然是自由的——並且一度擔心的毀滅性的核戰爭、西方聯盟的垮臺以及單方面的和約都沒有發生。肯尼迪總統說過：“我想（共產黨人）認識到，西柏林對我們來說是關係重大的……我們將要留在那兒。”
西柏林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在1963年6月26日給予約翰·肯尼迪的歡迎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熱烈的一次。歡迎隊伍的規模，他們的歡呼聲以及從他們眼中所流露出來的希望和感激的心情，使我們一行中的一些人感動得流淚——甚至在我們視察柏林牆以前就這樣。總統——他後來說，他的旅行使他更為深刻地理解到德國最終重新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