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這個政府的美國人把它說成是“極為神經過敏的”，是懷疑新的應急計劃會削弱使用核武器的決心的。——沒有使德國人民去正視現實的抉擇。這個政府是謠言的溫床，沒有一個謠言是真實的：例如說什麼西方早就知道要築牆，或者說什麼西方已簽訂一個犧牲德國的秘密協定。
在法國，戴高樂將軍在這個問題上是支援阿登納的，但想法有所不同。同德國總理不同的是，他看不到會談兩個德國重新統一問題，或從波蘭手裡收回奧得——尼斯線以東有爭議的領土有什麼實際意義。可是他確信，赫魯曉夫在虛張聲勢，看來不存在真正的危機，早一些攤牌就能證明是這麼一回事，常規部隊是不必要的，而政治上的主動的表示則會有害處。由於西柏林是三國負責的，肯尼迪曾建議，等葛羅米何在1961年9月來紐約出席聯大會議時舉行四國部長級會談。戴高樂反對在西方採取新的立場以前舉行任何類似的會談——他也反對採取任何新的立場。另一方面，在軍事準備上與法國人一樣地採取不合作態度的英國人（但是有不同的原因），則表示只渴望在協商方面作出重大的讓步——而在肯尼迪看來，這隻能鼓勵赫魯曉夫更加強硬起來。
因此，總統決定，美國作為聯盟自封的代理人，將獨自地爭論下去，爭論下去。從理論上說，我們不是進行“談判”，而是進行“探索性磋商，看看能否著手開始認真的談判”。戴高樂甚至反對這一決定，並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公報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分裂（十四票對一票）。阿登納被肯尼迪說服，勉強同意，可是德國外交部繼續走漏並且誹謗所提出的每項新建議。總統常常指出，無論是西德，還是任何其他盟國，對這場危機的反應都沒有使它們增加同我們相對稱的軍事和財政負擔，而他還得約束自己對這些國家的公開評論：“這些國家現在講得（那麼）振振有詞。說一句'噢，好了，你們不應做這件事或那件事'這是不難的……可是，是我們承擔了主要的軍事重擔啊。”他又指出，阿登納對“過分樂觀”而產生的各種危險表示了關切，而這是一個未必會發生的危險。
肯尼迪認識到，如果聯盟出現嚴重的分裂，就會助長赫魯曉夫的野心，並且，他不能擬定西德人認為是出賣他們的任何解決辦法。可是他也相信，外交戰線的失敗就意味著回到軍事戰線上去。一年多來，他進退兩難，有點動搖不定地繼續幹著。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坦率地說，“這是不容易的。”
美國試圖繼續為幾個國家去進行談判。所有這些國家對於應如何行動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們必須……提出一種有希望解決的立場。……這就要每天磋商……可是……這就需要個長時間。……必須對這些問題公開辯論……甚至在它們成為我們的正式立場之前……這就使我們很難同蘇聯進行任何談判。
然而，會談繼續進行著——在紐約、莫斯科、日內瓦和華盛頓，在臘斯克和葛羅米柯之間、湯普遜和葛羅米柯之間、臘斯克和多勃雷寧之間以及肯尼迪和葛羅米柯之間進行著。在肯尼迪同赫魯曉夫的來往信件中和肯尼迪同阿朱別依的會見中，也討論了一些建議。可是沒有真正的進展。隨著所有重疊的美國和盟國機構陷入分歧和枝節問題的討論，就很少出現新的倡議。多數倡議來自白宮或諸如艾奇遜這樣的一些外界的顧問——總統認為，甚至這些倡議，在官僚主義的和盟國的機構中間轉圈時，也被廢棄或被忽視了。提異議、修正、拖延或把這些倡議提交到這個或那個討論小組，這一切都似乎阻礙了每一項已提出的計劃，也妨礙了幾乎每一次的蘇美會晤。如果白宮和國務院同意，一個或更多的盟國卻不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蘇聯人卻又不同意。的確，在整個事件中，對肯尼迪最有益的教訓之一是：強使德國人和其他盟國接受怎麼也不會是真正可以談判的解決方案，是愚蠢的做法。
不過，會談達到了更清楚地表明美國立場的這一目的，講清楚了我們會為了什麼和不為什麼而戰鬥，或我們要為什麼和不為什麼而談判。肯尼迪說，經過慎重考慮之後，他使他的目標具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他強調，他捍衛這些目標的義務則是無限的。他指出我們真正關切的是我們的通道和其他權利的持續，而不是蘇聯人是否同他們自己建立的政權簽訂和約或俄國還是東德哨兵在高速公路上為西方通行檔案蓋印，甚至也不管是否東德有代表出席會議或參加國際通道機構——這使得阿登納和那些持“強硬路線”的外交家很不快。他也不是看不見將會使德國繼續分裂若干年的活生生的事實，以及烏布利希政權在東部的控制，目前東部邊界的永久化和東歐對德國軍事能力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