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了較長的時間考慮是否要建立一個總統專門小組，就鋼鐵工業應否提高價格，以及提高多少價格的問題主動提出建議，但是最後認為這更可能損害相互的關係，而不是促進相互的關係，於是放棄了這個主意。他對羅傑·布勞特別想顯得寬容，因為他對布勞本無絲毫惡感。幾天以後，他邀請布勞到日宮去，此後便經常同他商談企業界的信心的問題。他還要求布勞負責主持企業理事會里為總統研究國際收支問題的一個諮詢委員會。
雖然總統對於自己維護公共利益並沒有感到後悔或抱歉，他卻利用一切機會來表明：他一般無意干預物價和工資的決定；總的說來，只要考慮到國家利益，自由的勞資談判和自由競爭就可決定工資和物價，正如在這次事件中最終出現的情況那樣；這一工業和這一局勢是獨特的，它要求作出獨特的反應，因為大鋼鐵公司行動的時機和意義不僅對他的經濟政策，而且對他的職務和信用也都提出了挑戰；最後，他在第二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他對任何個人、任何工業、任何公司或美國國民經濟的任何部門都不抱惡感。既然錯誤已經糾正了，再進行公開的指責就沒有什麼好處了。”
在一些批評者看來，肯尼迪的每一篇和解性的講話都是口是心非的，肯尼迪的每一項討人喜歡的行動都是一種威脅。他們籠統地要他反對通貨膨脹，但又要他不反對具體專案的漲價。他們要他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但不要採取控制海外逃稅的辦法。他們要他削減津貼，但他們考慮的只是削減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津貼，而不是削減給予船主，造船商，出版商和食糖進口商的聯邦津貼。他們要他降低公司所得稅，但不要減少投資的納稅優惠。
如果股票市場發生跌價時他保持鎮靜，他們便說，他對經濟衰退漠不關心。一如果他尋求新的反衰退措施，他們就說他是權力狂。如果他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對勞工也同樣強硬，他們又說他對私人企業干預太多。如果他按照公正的聯邦調解小組建議的解決辦法削減了工會為火車司爐工或噴氣機機械人員提出的要求，他們就說這只不過是主持正義。如果協議在航空和宇宙航行空間工業中規定成立一個工會，他們就說這是肯尼迪有偏心。密執安商會的頭頭說：“不管他幹什麼，我都表示懷疑。”
“這些反對意見有不少是感情用事的、不合邏輯的、政治性的和不可避免的。帶頭反對的主要是一些信念、習慣和交遊屬於共和黨或右翼民主黨的人。任何進步的總統所能設想出的一切都不能安撫他們。肯尼迪不僅是一個進步的民主黨人，而且他對收支平衡和市場情況都是外行，他是勞工的朋友——最糟糕的是——他是一個出身於哈佛的知識分子。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而不恰當的評論說：”他攻擊赫魯曉夫、鐵托或任何其他敵人，都不象攻擊我們自己的鋼鐵工業界一半這麼激烈。“
這些怨氣沖天的企業主大多數對具體的指控或建議並不能意見一致。他們誰也講不出他們要肯尼迪推行什麼經濟政策。有些人要求在1962年迅速減稅，有些人又不同意。總統不顧商會和州際商務委員會的強烈反對，大膽推行的新的運輸計劃，要求少管制、多競爭。鐵路系統認為這個計劃是有利於企業的，而卡車業主則認為是不利於企業的。燃煤和紡織工業贊成投資納稅優惠辦法，但反對貿易法案。其他部門則支援貿易法案，而不贊成投資納稅優惠辦法。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引用的對企業界人士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他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贊同上述兩個法案的，同時又都認為政府對企業界是敵視的。當人們問到，“這種明顯的矛盾說明了什麼”時，總統說，它表明：“第一、大部分企業主是共和黨人；第二、他們認識到了什麼是企業和國家的最大利益。”在所謂“信任危機”的頂峰時進行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業界人士認為肯尼迪是反對企業界的。然而，大部分共和黨領袖和報紙卻繼續認為，企業界是反對肯尼迪的（這一點只有部分是正確的），而肯尼迪則是反對企業界的（這是不真實的）。
道格拉斯·狄龍說：“我認為，有很長一段時期，沒有一個總統曾經為企業做過如此之多的重要工作……〔但〕企業界要經過一個長時期才能認識到這一點。”約翰·肯尼迪對企業界和對勞工界都是同樣親近的。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如果討好企業界需要暫停實行關於食品、藥物和計時工資這幾項法律，放任通貨膨脹和逃稅，或者取消他對股票交易的改革和取消他對企業界人士所重視的扣除“旅行和娛樂”費用後計稅方法的改革，或者“如果為了使他們不罵我們是反對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