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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願意事先規定一個確切的年份，只提到“這十年”作為期限，這樣他以後可以解釋為1969年或1970年。事實上，詹姆斯·韋布把這樣一種預想告訴了他，即預期在1968年下半年實現的月球之行，將作為他的第二任任期的勝利的頂峰。（根據先前對空間計劃提供的支援的程度來看，這一飛行如果實現的話，也決不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不管日期如何，這項保證的目的是使人們感到極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整個空間計劃上，並且有一種實現它的迫切感。登上月球並不是所要進行的唯一的空間工作，不過這顯然是現代史上人類的偉大冒險活動之一。
總統告訴國會：“這個時期，沒有一項其他的空間計劃比這一項對人類影響更大或更為重要……實現起來也沒有如此困難和如此昂貴。”他說，這將需要把它置於國家最優先考慮的事務中，需要從其他重要的活動中抽調科學人員和資金，需要更大程度的獻身精神和紀律性，並且要杜絕長期以來干擾著空間計劃的一切小規模的怠工、競爭和人員變動。
就十分現實的意義來說，這將不是一個人登上月球……這將是整個國家登上月球。因為我們大家必須為了把他送上月球而努力。……這不僅僅是一場競賽。現在，空間已向我們敞開大門；我們熱衷於分擔對空間的探索，並不受到別人在這方面努力的限制。我們進入空間，困為只要是人類必須承擔的事業，自由人都必須盡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乘車駛回白宮時，他告訴我，國會歡迎他這項保證的例行掌聲，使他感到熱情不足。二百億美元是一筆鉅款。議員們知道有許多更好的途徑可以花費這筆鉅款。我坐在講壇旁邊，覺得總統在努力爭取議員們的支援時顯得很緊張。突然，他差不多完全撇開他準備好的稿子——這是他向國會發表演說時唯一的一次——以表示他注意到他們在承擔一項代價如此昂貴和時期如此長久的義務方面所面臨的責任。他說：“除非我們準備進行這項工作，並挑起使之成功的重擔”，否則幹下去就是毫無意義的。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急切但有點不夠堅定。
幾周之前，我們成功地把艾倫·謝潑德海軍中校送入了空間（雖然沒有納人軌道）。這件事很幫忙，國會幾乎一致投票擁護這項總統稱之為“美國新的偉大的事業”。那一年，空間預算增加了50％。次年，它超過了1961年以前歷年空間預算的總和。重大的新設施在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佛羅里達州的卡納維拉爾角（現稱肯尼迪角），以及其他地方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為美國空間探索事業進行的或由之而產生的研究工作，推動了從醫藥到金屬製造業幾十種其他領域的發展。由於1962年2月約翰·格倫上校的軌道飛行，那年較後時期經過金星的帶有儀器的飛行，以及使用通訊衛星轉播電視節目（包括一次總統的記者招待會）的實現，美國空間計劃才真正開始得到了擴大和加速。
總統說，美國仍然不是名列第一。赫魯曉夫主席發表了各種聽起來似乎是漫不經心的宣告，例如，在維也納提出的建議，說什麼美國更能第一個登上月球，而後蘇聯再跟上，這都沒有使他上當。他也沒有因為國內持不同意見者群起反對而裹足不前。他注意到，每當蘇聯獲得一項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有人要求我們在一項應急的“曼哈頓計劃”的基礎上多搞出點名堂來。在美國每進行了一次宇宙飛行後，就有人要求世界承認我們所取得的優勢。但在各次飛行的較長的間隔中，總有人要求——有時出自相同的政治和報紙來源——削減我們的空間預算和放慢我們的時間表。納稅人抱怨費用太大。科學家抱怨說，更重要的活動受到了忽視。共和黨人開始散佈這樣的論調，說空間計劃是“白花錢”，是“要科學幻想的花招”等。
但是總統一旦邁開了步子，就不再後退。對於那些認為把這筆錢用來消除我們這個星球上的貧窮無知更為值得的人，他指出，我國有財力把這兩方面的事業都辦到，但提出前面那種意見的國會議員，不論空間計劃的規模大小如何，似乎都不會投票提供更多的福利基金。對那些批評他把力量集中在登上月球的計劃上的人，他指出，這是進行具有廣泛基礎的科學研究力的焦點問題，約有六十項其他互不相關的工程佔去了空間預算的將近四分之一。對那些爭辯說單靠儀器本身就能完成這項工作的人，他回答說，人是“一切儀器中最了不起的計算機……〔人的〕判斷力、勇氣以及……吸取經驗［的能力］仍然使人”在各種儀器中居於“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