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長期以來一直是肯尼迪的朋友、顧問和支持者。與報界的猜測相反，阿貝南願擔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這個職位，而不願擔任較易引起爭議的司法部長（他說，對一個猶太人來講尤其是如此）。同時，肯尼迪也寧願由裡比科夫，而不願由較易引起爭議的（因而也較難透過立法的）門南·威廉斯出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
總統起初打算提名傑出的住房建築和房屋財政署署長羅伯特·韋弗接替裡比科夫。韋弗當時已經是有史以來聯邦政府中級別最高的黑人了。韋弗的種族問題使一項關於把他的機構升格為內閣級的住房和城市發展事務部的計劃未能獲得國會的批准。但是與早先的預料相反，種族的因素並沒有妨礙國會透過內容廣泛的住宅立法或是妨礙人們對韋弗的工作廣泛地加以讚揚。遺憾的是，正當裡比科夫被提名為康涅狄克州的參議員並辭去內閣職務的時候，股票市場上的波動和企業界對政府增強了的敵視，使國會中的氣氛如此暗淡，以致南方議員們的任何進一步抵制行動都會危及總統的整個立法計劃。北方議員們也在私下埋怨，說住房建築署的職位需要韋弗，而且他對這項工作又早已胸有成竹，還認為如果把韋弗調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將會叫人看來象是在政治上鼓勵種族主義的回潮。
總統於是決定起用安東尼·塞萊佈雷茲。他一直在謀求官職，甚至也願意擔任聯邦法官的職務。在挑選閣員人選中，這是第一次把種族問題的考慮不當作一個毫不相干的因素（義大利裔的美國人一直在抱怨說，他們中擔任政府官員的人太少了，因此總統曾叫我向人口普查機構去查核一下，意裔美國人在選民中所佔的比重），肯尼迪早就知道並且欽佩塞萊佈雷茲當克利夫蘭市長時的傑出政績。但是，當塞萊佈雷茲參加了一年的內閣會議，並在會上根據他在克利夫蘭工作的經驗相當詳盡地分析了所有世界的和國內的問題之後，總統對他比較感到有趣而不是感到欽佩了。不過塞萊佈雷茲在政治上的服務是優良的。在他任職期間，衛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立法工作繼續在國會取得了成功。這項工作不僅得到白宮方面的肯尼迪一奧布賴恩的協助，也還得到不屈不撓的威爾伯·科恩、弗蘭克·凱佩爾和布瓦弗耶·瓊斯這些能幹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閣員級以下的官員的幫助。
在挑選威斯康星州的稅務特派員約翰·格羅諾斯基接替戴擔任郵政總局局長一事上，種族政治也起了一點點作用，但也只起了那一點作用。格羅諾斯基不僅很早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和帕特·盧恩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一個能幹的行政官員。
總統對於裡比科夫的離開內閣感到很遺憾，不過他充分理解他離去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對於J·愛德華·戴的辭去郵政總局局長並不感到那麼遺憾，而且也始終沒有充分理解戴辭職的理由。肯尼迪很喜歡戴的急性子，喜歡他在內閣會議上發表的評論，尤其喜歡他對龐大的郵政局官僚機構的有條不紊的管理。1960年12月在提名戴任郵政總局局長時，肯尼迪曾說道，“我剛從華盛頓寄了一封信到波士頓，這封信需要八天才能到那裡，因此我很希望我們能使郵政服務有所改善。”後來，在他執政時期，他透過電報，而不是透過郵遞把為戴舉行的一次表彰午餐會上他的演說辭送去，“以便確保［它］在準確的地點和準確的時間送到你的手裡。”實際上，戴的確改善了郵政服務，削減了開支，減少了華而不實的玩意兒，並且雖然不受歡迎卻很有必要地提高了郵資。不幸的是，戴更擅長於發表一些含糊不清、毫無必要的公開宣告，而不是透過他的副手威廉·布勞利去處理一些實際的政治問題。“在跟布勞利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執之後，布勞利轉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去工作，戴自己離開政府的決定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內閣裡另一位往往喜歡公開發表同政府政策有分歧的個人見解的閣員，就是商業部長盧瑟·霍奇斯。就象有些勞工領袖懷疑戈德堡為了證明自己並非親勞工的而後退得太遠那樣，有些人也指責霍奇斯為了證明自己並非親企業界的而走得太遠了。他剝奪了享有威望的企業諮詢委員會在政府裡的特權地位，他發表了一些有關商業道德的抨擊性講話，這兩件事損害了他同許多最有影響的“追隨者”的關係。霍奇斯是內閣裡年紀最大的人，又是一個成功的南方企業家和政治家，他的形象有助於搞好同國會和企業界某些人士的關係。他朝氣勃勃地在努力使一個長期缺乏有效領導的部恢復活力，他在重新推動擴大出口貿易方面是富有想象力的，而在解決鋼鐵價格的危機中則是很有幫助的。但是除了少數例外，他的部屬是不能跟麥克納馬拉、狄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