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肯·加爾佈雷思——在他擔任印度大使（總統稱之為加爾佈雷思的“苦行時期”）之前，他曾幫助我們草擬1961年的經濟諮文——卻比別人更為強調較多的政府支出的好處。勞工部長阿瑟·戈德堡則更為強調大規模公共工程和其他有的放矢的解決辦法的效用。總統的主要“外界”經濟顧問保羅·塞繆爾森教授更為強調採取臨時減稅措施的價值。銀行家馬丁、企業家霍奇斯、貿易商鮑爾以及其他部門和機構的首腦則更強調他們各自的委託人的需要。預算局局長貝爾和戈登通常總站在赫勒一邊。我由於在經濟學方面是門外漢，所以起的作用只是為總統進行分析和綜合，提出結論供總統考慮，並使這些結論同較為廣泛的立法和政治形勢聯絡起來。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所有這些顧問，不論他們強調的方面有著什麼不同，卻一致贊成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則：即失業人數太多，預算赤字在這種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和有用處的，而消費者的購買力應該由聯邦政府比前一屆政府更為切實有力地予以支援。總統對赫勒和狄龍的意見最為重視，但是他也把自己閱讀和觀察的收穫以及自己對國民和國會情緒的意識攙雜進去。他對向他提出的許多理論性的經濟學說理解遲緩，但對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和問題卻理解得很快。一個老朋友和兼職顧問，經濟學教授西摩·哈里斯及其夫人應邀到紐波特同肯尼迪一家一起觀看1962年的“美國杯”賽馬會。他在那裡花了大部分時間同肯尼迪討論經濟問題，後來他寫道：
他的主要職責是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但使我驚奇的是，總統竟花了那麼多時間去鑽研經濟問題。他對這些問題那麼感興趣，在過去兩年內學了那麼多的東西。現在，他是有史以來在經濟學的一般領域中最有學識的總統了。
哈里斯回想起凱恩斯曾經說羅斯福在經濟學方面是“無知的”，他的看法無疑是抱有偏見的。當他反駁一個批評肯尼迪的自由派人士時，他把總統稱為一個優秀的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總統認為，這是在幫倒忙。不過毫無疑問的是，約翰·肯尼迪從哈佛大學畢業多年後學到的經濟學知識遠比社會生活或學府生活中的大多數人學得多。
1961年的復甦
1961年，肯尼迪作為當選總統委託保羅·塞繆爾森起草的那份特別研究小組的經濟報告，直率地使用了“衰退”這個詞，這個詞在整個競選運動中是迴避開的。的確，它從各方面把經濟情況描繪得異常陰暗。報告清楚地指出，衰退是不會自行消失的。塞繆爾森在報告中說：“甚至鴕鳥般的人也不能迴避生活中的經濟現實。如果他以為否認明顯的事實就會治好現代經濟的病症，這就是錯誤地理解了信心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肯尼迪在就職前兩星期於紐約的卡萊爾大飯店和塞繆爾森一起審閱這份報告時，對塞繆爾森評論說，“這說得很好。”他不打算在他的第一個國情諮文演說中否認一些明顯的事實：
我們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們是在七個月的經濟衰退，三年半的經濟蕭條，七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以及九年的農場收入下降之後就職的。……
除了1958年的一個短暫時期外，享有保險金的失業人數達到了我們歷史上的最高峰。在大約五百五十萬失業的美國人中，有一百多萬人四個多月來一直在尋找工作。……
總之，美國的經濟正處於困境。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工業國家，其經濟增長率卻名列末位。從去年春天起，我們的經濟增長率確是下降了。企業投資也在減少。利潤已經降低到預期的水平以下。建築業停頓。一百萬輛賣不出去的小汽車積壓在倉庫裡。有工作的人減少了，周平均工作時數縮短到四十小時以下。……
本屆政府不打算袖手旁觀，無所作為，……白白浪費人們的時間和工廠的裝置，以等待衰退的結束。……
我在未來的十四天內將向國會提出一些法案……目的是保證經濟的迅速恢復，併為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鋪平道路。
總統說：“我是就我親眼目睹的狀況描繪這幅圖景的。如果有誰認為我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過分責備，那他就犯了嚴重的錯誤。”三天以後，即1961年2月2日，他向國會送去了那份準備了好幾個星期的全面的經濟諮文，提議透過下列法案：
（1）對失業津貼增加十三個星期的臨時補助；
（2）把救濟金擴大到失業工人的子女；①
（3）重新開發貧困地區；
（4）增加社會保險金並鼓勵提早退休；
（5）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