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列入大規模的職業訓練與掃除文盲和組織一個志願調解機構的措施。他在會上發言不多，對那些他感到沒有充分了解情況的事情並不主動提出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肯尼迪有幾次覺得約翰遜本可以說得坦率一些或者更熱衷於提供意見，而約翰遜有時則覺得肯尼迪本可以讓他對情況多瞭解一些。但是據我所知，雙方說出氣惱的話是比較少的。總統對副總統的忠誠始終沒有感到懷疑，而這是許多總統常會感到的問題。肯尼迪還盡力使約翰遜能出席上文提到的各種重要會議，並且公開讚揚他是“非常寶貴的人材”。
有些不真實的報道說，他對約翰遜進行偵察，或者說他正在考慮把約翰遜從下一屆候選人名單上去掉（對後一種謠言他曾追查到一些對立的得克薩斯政治家），這使肯尼迪很惱火。他在兩次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了他的意向，即在1964年繼續同約翰遜合作競選。在一次政治性的宴會上，他說：“波士頓和奧斯汀①的合作是司法部長最後批准的名單之一，然而它卻是最成功的合作之一。”反過來，這位前多數黨領袖對於自己新職位的不大引人注目和比較缺乏實權卻始終不曾出過怨言，他也始終沒有妨礙過他的上司或是怎樣喧賓奪主。有個記者引用他的話說，“老實說，我認為他〔指總統〕很體貼我，如果我跟他換個地位，我還不會這樣體貼呢。”
①肯尼迪是波士頓人，約翰遜是奧斯汀人。——譯者
關於如果總統死亡而由副總統繼任的這種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不過難得認真談起這個問題。總統往往在隨意取笑時拿這件事跟副總統和白宮班子裡的人員開玩笑。有一天，肯尼迪正在他的臥室裡由貼身男僕喬治·托馬斯幫助穿衣服，準備冒一場即將來臨的暴風雨飛往俄亥俄去，他笑著對我說道，“如果這架飛機摔下去，那末林登將在二十四小時內把這地方徹底出空——你和喬治將會最先走路。”不過總統知道，除了偶然有些例外，他的班子和內閣同副總統的關係實際上非常好，並且約翰遜對情況很瞭解，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以順利地接管權力的。
1961年，肯尼迪請求國會透過一項立法，應為副總統提供特工保護，——不管副總統是否提出要求——並在副總統繼任總統之職後，為排在副總統後的人選提供特工保護。同時在1961年間，他還跟約翰遜毫無困難地就一些程式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根據這些程式，如果由於總統無力履行其職務而有了那種需要的時候，副總統將擔任代總統。這項程式跟他們的前任所採取的相應辦法是一樣的，只是增加了一條。萬一總統不能將他的喪失能力一事通知政府，那末文字中副總統進行“適當的協商”一語在肯尼迪一約翰遜協議中有了明白的規定，即應包括要得到內閣的支援和司法部長的一項法律證明。由於司法部長是肯尼迪家族的一員，這種情況使總統和副總統都更加放心了。
司法部長仍然是他哥哥最親信的知心人。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各個附屬機構的特邀成員，作為一個在國外帶著總統的旗號、姓氏和目標的人，作為處理重大危機的所有會議的參加者，他在外交事務方面提供的意見和幫助，其範圍之廣就他這個職位來說，是沒有先例的。恰巧國內事務方面有幾次重大的危機，包括民權和鋼鐵價格問題，正在他的部門掌握的許可權之內。除了青少年犯罪問題和貧窮問題之外，其他大多數內政措施或是日常的外交活動雖然不必就商與他，也同他並無直接的關係，但是在同立法有關的問題和高階人事的甄選方面，他也往往加以協助。
在一群異常有才幹的同僚的幫助下，他在沒有放鬆其他那些職責的情況下，使司法部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績：他不僅促進了民權，而且打擊了青少年犯罪活動、有組織的罪惡勾當、壟斷性的併吞，以及操縱物價等行為；他還干預了重定界標的案件；為貧窮的被告提供辯護律師；擴大赦免條例的適用範圍；促使移民局的工作變得通情達理；改善了聯邦法官的素質（除了個別例外）；使聯邦調查局在打擊有組織的犯罪的辛迪加和破壞民權者方面更有成效；制止了保釋條例的濫用和過分的或不適當的懲罰。二十五年米，聯邦監獄管理局局長一直徒勞無功地設法戰勝反對意見，關閉古老的阿爾喀特拉斯監獄，結果是肯尼迪弟兄把它關閉了。此外，司法部從國會得到的立法比過去三十年中所得到的還要多。由於觸犯聯邦法律而被起訴的民主黨人為數眾多，而奉派擔任聯邦法官的共和黨人為數較少，這在兩黨的工作人員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滿，但是司法部長在這些事情上就象在所有別的事情上一樣，總是欣然地為貫徹總統批准的決策而不遺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