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務和關係隨著時間而發展，正如總統對我們的使用一樣。謝爾曼·亞當斯－威爾頓·珀森斯的職責是，監督和檢查所有別人的工作，但他們並不是白宮班子的負責人，肯尼迪本人才是他的工作班子的負責人。他的白宮主要顧問們享有同等的身份、同等的薪俸以及同等的進入總統辦公室的權利。他把白宮班子比作“一個車輪和一系列輪輻”。
白宮班子的頭銜並不意味著等級上的差異，並且頭銜本身就很少有什麼差別。幾乎每個人的正式職稱都是“特別助理”。有幾個人叫“行政助理”。沒有一個人是“總統助理”。實際上，總統在1961年1月就說過，他希望每個人都被稱作特別助理。作為一個非常榮譽的職稱的繼承人，我幾乎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不過在白宮的圍牆裡曾經被使用過的只有一個頭銜，那就是“總統先生”。
白宮班子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有總統在場或不在場的會議，也沒有人認為需要開一次這種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忙於自己負責的工作。在必要時，每個人都同與我們職權範圍有關的人去會商。例如，我的任務是協助總統制定計劃和政策，特別著重於立法方面。這使我可以在一天中分別就外援的諮文問題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會商，就外援的費用問題同預算局局長貝爾會商，就諮文的公佈問題同新聞秘書塞林格會商，就諮文在國會透過的問題同負責和國會聯絡的奧布賴恩會商，並就總統為商討諮文內容而召開的會議問題同安排總統約會的秘書奧唐奈會商，同時還同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對外援助局長會商。我還透過參加所有較為正式的制定政策的會議，來跟上總統的想法，如內閣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總統與國會領袖們舉行的早餐會，記者招待會前的早餐會，以及制訂預算和立法計劃的會議。他和我以一種特殊的非私人性質的方式繼續保持著密切的接觸。當然，沒有一個人真正是美國總統的“莫逆之交”。
各部首長
議論內閣閣員位置的高低長期以來一直是華盛頓專欄作家和雞尾酒會的常客們喜愛的遊戲。他們議論著誰進了內閣，誰出了內閣，誰升遷了，誰降職了，誰內定要離職，誰將取代離職的人。他們搞這種遊戲主要是出於興趣，而不是根據事實，因為外界很小獲得同這種議論有關的材料。經常見到總統的某個內閣成員，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親信，也可能會被認為是個討厭鬼。難得晉見總統的人，可能被認為已授予他廣泛的處理事務的權力，或者被認為他與總統的關係已經“完全凍結”。對新聞界來說，評論一個勞工部長是否成功要比評論一個農業部長容易得多。一個郵政局局同長的重要性是不能同一個司法部長相提並論的；也沒有哪一個全神貫注在世界危機上的總統同他的商業部長會商的次數會象同他的國務卿會商的次數一樣地頻繁。
有六個全國性的高階行政官員由於他們職責的性質和他們辦事的才能，同總統特別接近。他們是副總統約翰遜，司法部長肯尼迪，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財政部長狄龍，國務卿臘斯克和勞工部長戈德堡。其餘的內閣閣員——農業部長弗里曼，第二任勞工部長沃茨，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裡比科夫，內政部長尤德爾，商業部長霍奇斯，第二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塞萊佈雷茲，以及郵政總局局長戴和格羅諾斯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得到總統的絕對信任與尊重，儘管他同他們相處的時間必然比較少些。
使許多人感到驚訝，並使他們兩人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總統和副總統相處得非常好。他們在一開始相處中的小心謹慎，隨後便為真誠的熱情所取代了。約翰遜把他的巨大的才能運用到了範圍很廣的職務上面：反對種族歧視就業委員會主席、空間協調委員會主席、和平隊諮詢委員會主席、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總統同國會議員的早餐會和記者招待會前的早餐會的參加者、重要外交使命的使者和實地調查人、民主黨競選和籌募基金的人員，以及同國會兩院，特別是同否則便很難與之取得聯絡的得克薩斯州議員和南方議員進行聯絡的人員。在立法問題和政治問題上，總統特別要徵求他的意見。主持參議院會議，以及代表總統出席種種儀式，這只是他的工作中最次要的部分。
總統並不委託副總統去作出決定，而約翰遜也不希望作出決定。在外交事務方面，副總統有時在白宮內主張一種比較好戰一點的政策，但他總是大力支援總統所採取的不論何種方針。在國內事務方面，他經常提出一些為總統所採納的建議，其中包括在賦稅法案中對石油和其他行將耗竭的能源實行補貼的一項不十分徹底的改革，以及在民權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