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考慮的範圍往往是廣泛的。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並沒有為他作出重要的決定。我們的任務是，使他都有更多的時間、掌握更多的事實和看法，以便他親自作出決定——擴大他的影響，而不是擴大我們的影響；維護他所作出的選擇，而不是維護他的自我主義；確保提問不遭到妨礙，或者在他有機會對此表明自己的意見之前就作出答覆。用大選後諾伊施塔特備忘錄裡的話來說，我們的任務是使“他心裡有十分可靠的情報，手頭有十分可靠的關鍵性決定，以便他可以迅速地統籌安排”。這就使他負起了檢查我們所做的一切的沉重負擔，不過他寧願挑起這樣的擔子，而不願只成為他自己辦公室裡的一個辦事人員那樣，成天捲進例行公事和別人的建議堆裡而不能自拔。
當他徵求我們的意見時，我們就提供意見。更為經常的是，我們使他能對別人的意見作出評價。我們的任務是，冒著使國會議員和內閣成員——以及總統——不愉快的風險，提出疑問和批判性的意見，而不是逢迎拍馬。如果我們僅僅作為另一級的批准或同意機構，或者過分尊重專家的意見——象豬灣事件異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樣——那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毫無疑問，我們的任務常常招致人們的怨恨。霍奇斯部長顯然由於不能更常見到總統而感到不滿。他要求在1961年6月15日的內閣議事日程上列入一項議題——“關於同白宮工作班子的關係問題跟總統進行一次坦率的討論”。我在會上發現了這件事之後，就遞了一個條子給總統，問道，“我應否離開一下？”但是總統既不理睬這張字條，也不理睬這個議題。
工作中的某種重複是難以避免的。總統經常把同一個問題交給不止一個助手去處理，或者使一個助手不知道另一個助手的任務，或者在一個關鍵性時刻使恰巧在他身邊的任何人捲了進去。
白宮班子的遴選工作——這項工作象上文所記，在他當選後的那天就開始了——是總統親自辦理的。他挑選了一些人以適合自己的需要和辦事風格。這種人事安排不需要參議院的批准，也不希望給公眾造成特殊的印象。一個有勢力的政治家施加了重大的壓力，想把他自己長期聘請的個人助手成為我們班子的成員，但是當選總統並不器重這個助手，且不願為任何別人的偏愛所束縛。
沒有一個白宮工作人員的任命是為了取悅或為了支援以下幾方面的人士：裁軍或防務的鼓吹者、黑人或猶太人、國務院或商務部、農場主或勞工；也不是為了討好或支援任何其他目標、集團或政府機關的。也沒有一個白宮班子成員的任命是著眼於照顧任何特殊的型別——在自由派與保守派、各個地區或各種宗教信仰之間搞平衡。我們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為我們有能力完成總統需要我們做的工作以及講總統所要講的話。我們並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約翰·肯尼迪。除了約翰·肯尼迪，誰也不能把這些意志如此堅強，而在風格和背景方面又全然不同的各種各樣的人材聚集在一起。
當然，他的白宮班子既不象我們自命的那樣效率很高，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樣和諧一致。互不通氣的現象就出現過不止一次。一定程度的忌護，偶或還有抱怨，不時也曾出現。一批有才幹、有魄力的個人主義者，大家歸附於一個人，難免總有競爭的情緒，也難免總會輕蔑地提到彼此的政治或知識背景。在高階顧問一級以下的人員中，先後有過幾次人事調動，但是肯尼迪個人對助手們的關心、他的一視同仁的作風、以及敦促與表揚並用的手法，完全博得了我們的忠誠。我們每天為他工作十到十二個小時，並且珍惜每一分鐘工作時間。
總統不是透過經常表示謝意——這實際上是很少有的——而是透過推心置腹地對待效忠於他的白宮班子和他所任命的其他官員來表示他對我們的賞識。“議員們總是勸說總統把他們的顧問去掉，”肯尼迪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這是貫串著美國曆史的最常見的事情之一。”
當阿瑟·施萊辛格由於把一個專欄作家稱作“白痴”而受到攻擊的時候，當迪克·古德溫遭到指控，說他干預外交事務的時候，當皮埃爾·塞林格的蘇聯之行受到攻擊的時候，當埋頭苦幹的邦迪、羅斯托和加爾佈雷思被人譏諷為“舞蹈教授”的時候，當沃爾特·赫勒、斯圖爾特·尤德爾、威拉德·沃茨、阿瑟·西爾威斯特以及許多別人由於某種假定的錯誤或訛傳而受到攻擊的時候，總統總煞費苦心地私下使我們每個人放心，而且如果他被問到時，總是公開為我們進行辯護。有一次，報上歪曲了一件航海事故，使傑羅姆·威斯納一時意氣沮喪，他後來談到總統如何鼓勵他振作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