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這裡並沒有十字軍騎士式的人物，也沒有盲從者或極端主義分子，他們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較接近於中間派。大家講話都具有他們的首長所特具的那種低調的剋制，然而他們同他一樣都深信自己能夠改變美國的航向。他們喜歡政府工作、喜歡政治、喜歡肯尼迪，並且完全信任他。
終於得到任命的那些人，並不總是肯尼迪最先考慮的人選。一個農業領袖——根據對所有人選進行的一次審查，肯尼迪實際上本來選定他當農業部長——應召到喬治城跟當選總統進行首次會晤時，他所談的只是些籠統的概念和陳詞濫調。當選總統事後對我們說，“談話是那麼令人厭煩，起居室又那麼溫暖，以致我實際上睡著了。”奧維爾·弗里曼本來已經拒絕擔任這個職務，但是在肯尼迪的心目中，他的才能卻大大超過那個農業領袖，所以第二天終於說服他接受了這個職務。
雖然肯尼迪任用的企業家遠比他的前任為少，但他還是在企業界仔細搜尋，尋找一些能幹的行政人員，特別是關於對外援助計劃的職務。儘管肯尼迪堅持他手下的人員必須忠於他的哲學思想，但他留用的前政府官員和派到機密職位上的反對黨黨員全比八年前其前任所安排的要多得多。實際上，我很懷疑，在政黨交替執政之際的任何新總統，在他初步任命官員時是否要表現出如此明顯的兩黨合作色彩。
這幾百個官員的全部名單，從內閣級往下，將會表明並不是完美無瑕的。有些人的表現超過了總統的期望，有些人則未能達到他的期望。知名人士難得名副其實——有些人比較好，有些人則比較差。有些事例表明，恰當的人擔任了不恰當的職務。但是作為一個集體而言，肯尼迪任命的官員是具有顯著的高質量的，這反映出了他本人為組成一個真正的“人材內閣”所進行的出色的搜訪。
白宮的班子
我作為肯尼迪白宮班子的一個成員參與工作比較晚，這使我不能對它的全體人員以及他們在政府中的作用作出客觀的敘述，但是這個問題又太重要了，以致在關於肯尼迪總統任期的任何敘述中都不應省略掉。
我們的作用不應加以誇大。我們並沒有掌握任何秘密的影響。我們並沒有取代內閣閣員們的作用，沒有跟他們爭權爭名，或是不讓他們接近總統。我們不能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總統，如果事前或事後沒有得到批准，我們不能擅自陳述總統的觀點或是代表總統講話。當人們談到有個助手正取得巨大的權力時，總統冷冰冰地說：“我將繼續保有某些剩餘的職權。”
肯尼迪總統透過使用他個人的工作人員，大大地增加和改善了他自己對行政部們的影響。他知道一個人事必躬親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他想了解的一切，要接見值得他接見的每個人，要閱讀他應當閱讀的所有東西，要撰寫由他簽署的所有電文，以及要參與同他的種種計劃有關的所有會議，這就他來說也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在他的政府裡，內閣成員可以就種種重大事情提出建議，但是隻有總統才能作出決定；同時，他也知道，如果自己沒有獨立的判斷力，他就無從考慮各部顧問們提出的種種創見和建議，因為那些顧問的責任並不象總統及其工作人員那樣，需要從政府及其各項計劃的整體來看待問題。因此，他需要有一個個人的班子——一個能體現他個人的方式、方法和目的的班子——去為他對那些創見和建議進行概括和分析，對不同機構間相互衝突的觀點加以斟酌，對於他必須作出決定的一些問題予以闡明並協助在這些問題上添上他個人的看法，要確保種種現實的政治事實沒有遭到忽視，並使他能夠根據自己的各種考慮和選民們的意見統籌兼顧地作出決定，而這是任何內閣成員所無需顧及的。
有些報道說，肯尼迪總統按照羅斯福的方式，鼓勵他的白宮班子和內閣之間以及它們內部成員相互之間進行傾軋和競爭。事實與此相反，我們的作用與其說是在製造分裂，不如說是在建立政府的團結。二、三十個肯尼迪的助手，使他多了二、三十雙手和耳目，以及二、三十個頭腦去和他自己配合。他們可以跟議員們、官僚們、記者們、專家們、內閣成員們以及政治家們談話——可以為各部門間的特別工作組服務——可以檢閱檔案並起草演說稿、信件以及其他種種公文——可以在有些問題出現危機之前就看出來，在有些建議提出之前就估價其可能性——可以斟酌立法要求、政府法令、各種事件、總統的約會、獎勵，以及總統的演說稿——還可以為他傳達口信，照料他的利益，執行他的命令，以及確保他的各種決定得以執行。
在他的興趣和知識都比較侷限的領域裡，需要由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