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億美元。當我第一次告訴總統這個數字時，總統對我說，“在這一點上，你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酒吧間裡打賭都會贏的”。他還會舉出來艾森豪威爾在八年中有五年財政赤字的記錄，包括和平時期的最高記錄一百二十億美元、艾森豪威爾增加的二百三十億美元的國債以及他加到聯邦工資名單上的二十萬文職人員的開支。肯尼迪然後會繼續說下去，在一個不斷成長、日益進步的國家裡，所有的總統都會比他們的前任花的錢多些。艾森豪威爾的預算局長曾發表過一份研究報告，預料不管哪一黨執政，預算都會不斷地增加。肯尼迪政府“國內開支”的增加佔他的新開支的四分之一不到一些。這聽起來並不是十分不能容忍的，因為這個數字顯示出來比他的前任的最後三年開支都要小。
然而，儘管左翼人士的批評認為，總統必定比他的前任多花更多的錢，他卻認識到，在那些擔心花錢太多的選民和那些閱讀抨擊政府花錢太多的報刊的選民中，沒有多少人會認為他比艾森豪威爾更為節約。他曾盡力設法來澄清這類問題。他要求經濟顧問委員會和預算局對《生活》和《讀者文摘》上關於他的財政政策的不正確的評論準備一些詳細的答覆，並在一個星期日下午到沃爾特·赫勒的一個助手家裡去訪問他，對後者建議所作的答覆每一點都加以詢問。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批評新聞界對他的財政再教育計劃沒有加以協助，而且差不多所有的報紙都一直重複著那套陳詞濫調，說開支、債務和工資總額全增加了，而不提這些數字同全國人口與產量相比則其比率正在下降。他說，“要使人們接受我們的開支和稅收政策為何如此困難，就因為人們誤解了統計數字，或是被報刊的報道引入了歧途。”
3。使人們對債務和預算問題獲得較為深刻的理解的第三個和最後的辦法是最直截了當的：不用什麼比喻也不用什麼渲染就使公眾得到一種印象，認識到不僅預算的增加而且赤字的增加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他的經濟報告遵循著這種方針，一年比一年大膽。1961年，我們得仔細閱讀他的經濟恢復的諮文，才能看到這樣的結論，“赤字伴隨著——而且的確還幫助克服了——低水平的經濟活動。”但是到了1963年，他拋棄了提出一個平衡預算的任何偽裝，較為大膽地指出——甚至在對維護我們財政政策完善性的監督人全國報刊編輯的一次演說中也說到——“經過仔細審查和選擇的聯邦開支計劃，無論是單項地還是綜合地，都能夠起有益的作用；如果不是在私人經濟繁榮的情況下，（從預算中）削減五十到一百億美元……將會損害到這個國家和有代表性的鄰邦的利益。”
他在幾次演說中都向聽眾提起艾森豪威爾1958年的經驗——如試圖削減支出以適應收入，這意味著取消合同、延期付款、停止發放補助金、解僱職工，因而減少了稅收，增加了失業者的救濟金，使預算的赤字更大。他一再強調了這一點：造成收入減少和造成赤字的是失業和經濟衰退。
他極力使人考慮預算是怎麼回事，他們繳的錢是幹什麼用的。他說，“聯邦政府是人民的……而不是一批漠不關心的官僚的。預算就反映了人民的需要。……如果從聯邦預算中砍掉有關這些需要的開支，那不過是把這些需要推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身上”——而他們的財政情況則更差。
1963年1月，在同國會民主黨人舉行的一次用圖表說明的會議上，他指出，他的預算中增加的費用有五分之四是用於國防、空間，以及過去或未來戰爭上的——預算所表現的不是官僚主義的掠奪，而是給予農場主和小商人的貸款，撥給教育事業和資源保護事業的經費，撥給重建城市和重新開發地區的經費。在對報刊編輯的一次講話中，他用同樣的圖表剖析了一個“任意選擇的鄉村”，說明聯邦計劃如何使得所有的家庭都受益。他同銀行家、學生、勞工團體、商業團體、經濟學家以及其他人士進行談話，力圖使人們接受經濟生活中的一些事實。
他還鼓勵人們發表論述花錢的必要性的文章，並鼓勵他的經濟顧問、財政部長和預算局長直率地講明問題。赫勒在1963年作證時表明，民眾反對減稅，部分原因肯定是“基本的清教徒般的倫理道德觀念”。這引起了一個共和黨人的逗樂的反駁，他說他“寧願做一個清教徒也不願做赫勒”。上任僅僅五星期的新任預算局長戈登在作證時表明，過多地削減聯邦的支出將會減少繁榮、利潤和就業，而不會降低赤字。這一來哈里·伯德馬上提出要他辭職。戈登苦笑著對總統說，“我一定打破了某種記錄”，以致這麼快就招來了撐他下臺的要求。但是，甚至在更早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