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計劃實施初期所作的努力相比，他的計劃就所負擔的費用而言，按比例只相當於當年的四分之一，但是需求方面卻比當時更大了。“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一下子對此變得這樣厭倦”，他在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國會有它的責任，但是……沒有這項計劃，我就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盡到我的責任。”
但是撥款小組委員會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奧托·帕斯曼卻認為，他每年要盡到的責任就是儘可能多地削減掉一些對外援助。帕斯曼對總統個人的呼籲無動於衷，他並且在兩黨的北方和南方議員、保守派和自由派議員的支援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找出外援計劃中的一些浪費和錯誤的事例來。由於國會經常挑剔、執行機構經常改組、撥款經常推遲，以及該計劃的最熱烈的擁護者經常改變重點，這項計劃未能自始至終保持高效率和吸引力。有勢力的選區或利益集團沒有一個是支援對外援助的。馬歇爾計劃至少對那些祖籍為西歐受援國的美國人具有號召力。然而幾乎沒有什麼選民同印度、哥倫比亞或是坦噶尼喀有密切的關係。
每一年肯尼迪總被帕斯曼弄得有所損失，每一年總統也總稍許更尖銳地抨擊一下“一些口頭上反對共產主義蔓延……爾後又投票反對撥出必要的款項，以防止在世界上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