袒，只好寫一封信給他們“表示讚賞”。他在辦公室裡與國會各委員會的民主黨人主席交換意見，有時候還與某個委員會的全體民主黨人交換意見。一系列的白宮招待會五十人一批，接待了兩院的全體民主黨人。在每屆國會開幕和結束的時候，兩院的所有民主黨議員全應邀來聽取總統鼓舞士氣的談話，談話往往輔以圖表來說明情況。在個別會談中，他並不擅長於大多數議員所愛好的閒談，但有幾個議員告訴我，他們對於總統熟稔某一法案的細節這一點感到驚詫不已。
總統坦率地說，任用權“確實使我們擁有一些影響力，……可是沒有許多職位可安排。”這裡他也許可以補充說：頭疼的事倒不少。人事安排上的爭執使他在好幾個州里樹的敵人比交的朋友還多。七十五年以前，聯邦政府每八千個職位中，有七千個不是按量才錄用的原則任命的。到了1961年，這種比例則是八千個中差不多隻有二十個，而這二十個職位中僅僅有四個是由總統任命的。而且，這二十個職位中大多數要的是受過訓練的低薪的專家。不過有的時候，不論同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打交道，在投票的緊要時刻，一個具體的人事安排可以使總統和某個關鍵的議員互相討好。
但是肯尼迪在博得共和黨人的投票支援，特別是在國內政策的投票方面，通常總沒有取得成功。1961年後，僅僅由於贏得南方民主黨人的支援，才使他能在參眾兩院五次點名表決中連續贏得了四次。但是在外交政策、民權和其他一些問題上，他同共和黨保守派領袖德克森和哈勒克的友好關係得到了報酬。肯尼迪喜歡他們倆，把他們看作同他一樣的行家而加以尊重，並喜歡就他們的成敗同他們一起開開玩笑。事實上，到了1962年，他與德克森的關係極好——他一直認為德克森很風趣，而且透過愛國主義（或封官許願）的召喚往往還可以改變其立場——以致他們倆都不得不向各自的黨一再保證，他們彼此並沒有過於親密。當總統出發到伊利諾斯州去幫助德克森的對手競選時，這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溫和地斷言，他並沒有被“肯尼迪主義軟化”。
每年在對外援助問題上進行的鬥爭，最能說明贏得共和黨人的投票是多麼必要和何等困難。肯尼迪希望在1961年為重訂過的國際開發署的計劃取得長期貸款權，從而使一個新國家可以在較有條理的基礎上去制訂其發展計劃，而不是每次僅安排一年的計劃。同時，這還便於較為精確地確定其他國家應當提供多少援助，受援國本身預期可以承擔多少。但是國會不僅拒絕長期提供資金——它只同意承擔長期的義務，而沒有撥出款項來作為後盾——而且迫使總統不得不每年進行一場大戰，以防止對援助計劃作出重大的削減。
為了謀求共和黨的幫助，肯尼迪在舉行對外政策的背景介紹會時把兩黨的國會領袖都邀請了來，他十分依靠他所任命的高階職位上的共和黨人，他爭取艾森豪威爾和其他共和黨領導人對國際開發署的法案發表宣告，同時還公開回顧他和他的黨在早年給予艾森豪威爾的支援。
為了謀求民主黨的支援，他透過電話或者在辦公室裡同一些主要成員談話，就同他從前湊集代表那樣拉攏人家投票：“薩姆，我知道你的選區裡的情況，這不會在那裡損害到你……邁克，我很明白，對你來說，這可是一場硬仗，不過今年秋天我們會始終同你站在一起的……艾爾，遇到表決處於勢均力敵的時候，請同我們一起投票贊成把議案發交委員會去重新考慮，然後在最後表決時你可以投反對票。”總統同意在他們所喜愛的專案上給予幫助，或者到他們的選區去發表演講。在到加利福尼亞去的一次旅行中，總統乾脆不邀在委員會里討論對外援助法案時一貫不支援他的當地的民主黨議員上講臺。另一個不順從總統的民主黨人發覺，原定在他的地區建造的新的聯邦辦公大樓的經費突然從預算中去掉了。有天晚上，總統對我說，來訪的新興國家總理不止一個曾直率地表示，他們不能理解一位民主黨總統何以無法說明一個民主黨的國會在對外援助問題上會採取什麼措施。
為了謀求公眾的支援，他透過電視演說、記者招待會以及在全國各地發表的談話一再促進這項計劃的實現。他說，反對外援計劃的人，應當認識到，他們嚴重地限制了我捍衛美國利益的能力。他們不是在省錢。……由於我們的援助，三百五十萬盟國軍隊只花掉維持一支數目相仿的美軍費用的十分之一，便能駐紮在共產黨國家邊境沿線。如果共產黨在這些地區突破成功，需要美國直接進行干預。那麼我們所花的費用就要比我們的全部對外援助多上好幾倍。
他還說，同我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