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意見，對若干問題（例如貨幣改革）制定共同政策證明是不可能的。西方大國對波茨坦決議所規定的那些應該交由中央行政當局處理的事務，不願自行其是。於是，在一個時期內，不得不將許多緊迫的問題擱置起來。但是，在波茨但作出決議之時，俄國人早已在未經協商的情況下，對土地改革，賠償和奧得一尼斯河界線採取了行動。如果這種情況說明了俄國人在總的方面打算遵循的路線，那麼，認為管制委員會能就共同政策取得協議就成為一個魯莽的假設了。
第二，要求制定共同政策的（十四）段在末尾合情合理地規定，在實行這些政策時，“應考慮適合不同地區的情況”。這是適合一時需要的措辭之一，一位美國政治家曾稱它為“模稜兩可之詞”。這句話在老練的律師手裡可以用來擺脫似乎硬性的約束。任何協議附上這樣的規定只會招來麻煩，因為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協議各方是有誠意的。
第三，一經仔細考察，就會看出這些段落在允許德國所享有的生活水平方面構成一種含糊概念，而在這關鍵問題上所使用的語言卻變得最不能解決問題。根據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基本生活水平不得“超過任何一個鄰近的聯合國家現有的水平”，管制當局接到指示，要保證商品與公用事業方面的生產，“必須保持德國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過歐洲國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後來的很多討論都是從這個假定出發，即允許德國享有相等於歐洲的平均生活水平，而且“保證”和“必須保持”等措辭的含意何在，明眼人一望便知。但透過論證也可以這樣說——在討論工業水平時俄國人就是這樣說的： “不超過”這三個字使得這句話絲毫沒有構成任何承諾。如果因為保持德國享有歐洲平均生活水平而造成協議的其他部分無法執行的話，按照上述解釋，只有透過降低生活水平來開啟局面。
國務院於1945 年12 月發表一項美國政策宣告，承認“既然柏林宣言對佔領期間的德國生活水平並未作出規定，各佔領國自無義務提供足量的進口物資以保持德國生活水平相等於歐洲的平均生活水平”。事實真相是，德國投降前的考慮過分糾纏於削弱德國的力量和優勢問題，以致沒有重視可能產生的情況，即碰到的頭一個問題是防止德國生活水平的每況愈下，或者（象丘吉爾說過的那樣）
與其說是個壓制德國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個扶持德國的問題。因此在需要確定最低水平時倒反認真考慮規定了最高水平。而實際上，這一條款與整個賠償一章的關係，在協議的執行中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俄國人自始至終所關心的主要是賠償問題。貝爾納斯告訴我們，這個問題成了波茨坦會議上突出的爭論點之一。據說雅爾塔會議所設立的賠償委員會從莫斯科帶來一份文字草案，作為討論的基礎。但相對他說，它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委員會一直未能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還因為英國人和美國人只是在到達波茨坦時，而且實際上是在會議進行時才得知俄國已經在86 大規模拆遷賠償物品。他們指責俄國人，不僅在於這些做法，而且在於俄國人把大片領土轉讓波蘭給德國所造成的後果。杜魯門總統問道，“如果我們對怎樣賠償還沒達成協議的時候德國就喪失了一部分領土”，賠償問題又怎麼能得到解決呢？關於這第二個責難，俄國人否認這兩件事有聯絡。對於賠償問題，邁斯基想擬定戰利品的定義，以證明拆遷沐浴裝置和銀製品之類的東西是正當的，但他手法笨拙，事與願違，失去了斯大林的寵信，以致永遠從國際生活中銷聲匿跡了。於是莫洛托夫坦率地承認了已經發生的事情，並提出在俄國的賠償要求中扣除那一部分。美國人一再認為俄國人的單方面行動使全面處置賠償問題無從進行。他們爭論說，盟國之間的公平分配已成為不可能，因為其中一國早已自己動手並隱瞞其所得了。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滿意的解決辦法是讓四國各自從其佔領區內提取賠償。由於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可資利用的工廠座落在俄國佔領區，這就使得問題比較容易得到解決。如果再從西方國家佔領區百分之六十的工廠中抽取百分之十加給俄國人，那麼他們所要求的佔總數一半的賠償份額就會得到滿足。
但是總數究竟是多少呢？斯大林和莫洛託大逼著要定下一個確切的金額，並聲稱二百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在雅爾塔已經一致同意了的。用巧妙的起草方法來取得一致同意的危險開始出現了。因為賠償委員會過去只是奉命將那個數字“作為研究的基礎”。貝爾納斯試圖解釋說，“假如你把某種東西當作討論的基礎，你不一定非要自己接受它不可。”他沒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