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反納粹主義者對公開承認他們並無異議的罪責表現得躊躇不決，唯恐人家利用這一點從政治上來反對他們。他們中有少數人勇氣十足地對另一個牧師說：“我們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認我們過去犯了罪，會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政治上的考慮而不願說老實話。”
此外，許多真誠的民主主義者和許多最開明的聖職人員對俄國的政策特別敏感，而且很難理解西方盟國為什麼那樣絲毫不抱懷疑地繼續和俄國人合作。
最後的結果是，盟國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幫助的德國人沒有搞好關係，這種情況鮮有例外。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也許不是壞事，但卻使眼前的問題變得複雜化，特別可能使社會民主黨的觀點長久遭到歪曲。1945 年5 月7 日這一天只是標誌著征服德國的最順利階段的結束。德國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擊敗了。現在的問題是能不能使他們在思想上就範。即使說耍人類拋棄辛苦得來的經歷是容易的，但這樣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國人具有這種意志的並不多，而認識到他們缺乏這種意志者也同樣寥寥無幾。他們充其量是暫時不作出判斷。特別是有那麼多的人過去為了反抗戈培爾，對當63 局向他們講的任何一句話都採取完全譏誚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說得他信服呢？
這是佔領的基本問題，比軍事操練還要重要。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勝利成果將會是曇花一現。
總而言之，事情很明顯，許許多多問題將取決於盟國軍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這個國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顯的物質上的種種困難。沒有什麼比有能力取得成果這一點最得德國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著能給德國一種差強人意的生存條件，所謂差強人意，不是與歐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較（在歐洲只是部分地實現這一點），而是與德國人過慣的那種生活作比較，以此為根據，一開始就明顯地看出，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辦不到的，因為在現存條件下不具備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顧一下，在德國防止爆發內戰，防止傳染病和饑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績可謂不小。成績的取得，主要歸功於盟國一些軍官熱情的、計劃周到的和無私的努力，也主要歸功於英美兩國的慷慨援助。可是，在這一過程中，德國人卻無動於中，他們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事物，忘記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失敗的希特勒。他們很快發現那些在戰時一再自稱具有許多優越性的人所存在的缺點。生來就不具有民主習性的中歐人，總是要把意見形成的過程誤認為是無意義的混亂現象，總是對於一個制度的試驗急於求得速效，然而制度的制定並不是為了這樣地取得鑑定的。人們可以有許多正當的理由去批評管制當局，但從被管制方面來的批評意見經常可以總括成這麼一點，即他們並沒有按照德國人本來會採用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還有一點，一切實施從本質上來說總畢竟是非日耳曼人的。其次，許許多多問題要依靠一些不僅反對納粹，而且十分親近西方人的德國人，去擺脫傷感主義、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客觀性，這些都是一個戰敗民族所容易表現出來的特徵。能不能找到足夠多的具備這些品質的人呢？他們能夠擺脫本身左右為難的影響嗎？他們能夠進入公共生活嗎？能夠在其中做出成績來嗎？民族主義思想必然要在幾年內發展到反對一切“通敵”分子，他們能夠在本國同胞中建立起足夠的威信而不受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的感應嗎？既然德國的歷史程序阻礙了民主革命的成功，64 民主就不得不在戰敗後借外國的刺刀來推行，而且在1919 年至1923年，1929 年至1931 年以及1945 年至1948 年這三個時期，既受外國統治又遭經濟災難，這就是德國的悲劇。因而力量對比上的懸殊，一直使民主革命不能成功；有許多人在風險不大的條件下本來是可能樂意支援革命的，但在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就一直是灰心喪氣了。
但問題還不止於此。在本章的較前部分，我們分析了一些特性，經驗證明這些特性在比較狂熱的納粹主義信徒身上經常表現出來。顯而易見，只要這類特性在德國普遍存在，就會出現一種趨勢，要求德國的組織制度採用與這類特性相協調的形式，有些心理學家宣稱，這類特性的終極原因可以從下述情況中找到：一個嚴厲和暴戾的父親對孩子和母親進行極端的統治，而這個父親卻被認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須設法仿效他。孩子在試圖仿效他的時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與母親有聯絡的溫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父親，這種疑慮又在他們的內心中產生一種不安全感。這種解釋似乎過於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