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著斷言，利奧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為他們找到了有勢力的財政後臺，這些後臺能夠用比付給內閣大臣還要高的薪金來酬謝他們的吹鼓手。這樣，利奧波德分子由於一口咬定說反對國王利奧波德個人就是陰謀反對君主制，結果卻落得個自己沾上了陰謀反對憲法的嫌疑。他們這種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對方對國王的懷疑——懷疑國王一心偏愛反動勢力，偏愛教會主義的、賣國事敵的勢力，是得到這些勢力的支援並同這些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如果讓他復位，這些勢力將大為得勢，而受其害的將是抵抗運動中湧現出來並以抵抗運動為象徵的各種力量。
不幸的事實是，不管國王自己怎樣作相反的表白，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運動的對立面或甚至更壞。1940年投降這件事本身並不是國王在國內喪失民心的主要原因。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國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蘭德是這樣。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結婚（同一個平民結婚）引起的，來得很突然。這婚事打破了人們心目中他是個永懷悼亡之思的鰥夫的那種理想形象，而且，在國家處於德國人佔領下的國難期間，他的這一舉動被認為是有失體統的，幾乎是輕浮的。這樣看來，反對國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簡單的，是感情方面的；但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而不是在投降問題上——後來的、本質上更為嚴重的指責發展起來。因此，範阿克爾在1946年1月19日答覆國王關於舉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時可以直截了當地說：
當然，投降那件事在這裡並不相干。但是，國王在1940年5月間不顧他大臣們的一致意見，違反他們的勸告，使自己被俘，並拒絕在盟國的領土上或在本國的殖民地上繼續進行反對入侵者的鬥爭，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視憲法和嚴重分裂國家的罪責。
但是，正如國王所清楚知道的，在這一點上，政府自己也並不處於可以指責別人的地位。的確，有些方面人士還說他曾威脅過他的大臣們，揚言如果他們不收回對他的指責，他也要把他們在1940年的活動公諸於眾。於是，儘管1940年時皮埃洛政府是有動搖的，但在國王方面，如果他認為可以用使他們丟臉的辦法來為自己恢復名譽，那是天真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早已丟臉了。
至於國王自己，人們一般都認為他曾同敵人有過一系列有損名譽的妥協行為。他曾去晉見過希特勒；他曾給義大利國王等人發過賀電或慰問電，還曾在盟軍轟炸巴黎之後給貝當發過慰問電。1944年時他拒絕抵抗運動救他，據說也拒絕幫助他們；有報道說，他的宮廷裡某些人曾同通敵的記者有過接觸。但是，人們責備國王，主要的還不是因為他做了些什麼事，而是因為他沒有做到應做的事。在社會輿論衡量他功過的天平上，對他最不利的一點是，他不肯擔任全民族領袖的這一角色，因為就這一角色來說，他即使不是唯一的人選，至少是最適宜的人選。
即使國王在戰爭和被佔領期間的舉措沒有什麼問題，他仍會發現自己戰後的處境是多少有點尷尬的，因為他曾同天主教保守派站在一起，而後者是應對比利時的戰前外交政策負責的，現在正為此而聲名狼藉。剛解放後的一段時期內，進步的和反教會的那一派人暫時處於支配地位，而支援國王的那一派則增加了許多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被懷疑為通敵分子或觀望主義分子的人，從而，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使國王和天主教黨的事業都受到損失。
由於強調政治上、語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時存在，因而王位問題使佛蘭德和瓦隆尼亞之間的關係惡化到了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壞的地步。在雙方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況就成了這樣：瓦隆族人認為，佛蘭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動派，他們想要叫一個同樣反動、甚至是賣國事敵的國王恢復王位；而在另一方面，佛蘭芒族人則認為，瓦隆尼亞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們想要推翻君主制，使國家陷於分裂。事態迅速而又無可避免地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不論王位問題以何種方式解決，失敗的一方總會把解決辦法看作是奇恥大辱。如果國王恢復王位，所有比利時人都會認為這是佛蘭德的勝利和瓦隆尼亞的失敗，而如果國王不恢復王位，則所有的比利時人又都會對這結果作相反的解釋。
第三節 從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事態發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產黨試圖透過抵抗運動奪取政權的嘗試的失敗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1944年9月3日，盟國部隊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舉解放了布魯塞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