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因而才使法國和比利時在大戰爆發時都處於防禦不良的境地。瓦隆人一般還都認為，佛蘭芒人對德國人作戰只是半心半意的，有幾個佛蘭芒族的團甚至歡呼過希特勒。瓦隆人還說，是他們在敵佔期間為抵抗運動提供了骨幹，而佛蘭芒人中則有很多德國人的合作者。戰後，瓦隆人深怕佛蘭芒人又將設法強使國家奉行一條親德反法的政策，並且擔心，正是這種意圖促使佛蘭芒人贊成親德的國王重登王位。
在過去，分離主義的或革命的傾向只出現在佛蘭芒族那部分居民中，但現在，當人們看到國家解放僅僅一個月（1944年10月）就有人發動一個瓦隆族獨立自治運動，也完全不感到意外了。這個運動的機關刊物《高盧報》，主張建立一個由佛蘭德、布魯塞爾和瓦隆尼亞三自治區組成的聯邦國家；但其他一些個人和團體提出的方案則表達著不同程度的民族要求。其中最溫和的只要有某種程度的分權就滿足了，它建議成立一個由對等數目的佛蘭芒族議員和瓦隆族議員組成的“地域制參議院”，以抵消眾議院中佛蘭芒族的多數。比較激進的一些方案則建議完全獨立或者同法國合併。主張同法國合併的論點是，比利時既然沒有能起到中立的緩衝國作用，最好還是把它的經濟財富和軍事力量同法國的聯合起來，從而加強法國，使它更能保衛自己。主張完全獨立的人則擔心法國同瓦隆地區合併會造成外交上的複雜情況，同時還考慮到法國是一個高度集中化的國家，不可能給瓦隆尼亞發揮其獨立性留有適當的餘地。
大戰前，佛蘭芒勢力的興起和瓦隆親法勢力的下降，使生性傾向於親佛蘭芒和反法的國王利奧波德三世得以重新奉行過去的中立政策，拋棄同法國的同盟，並培育同德國的良好關係。在1940年投降後的最初一段時期內。比利時國內對英法很有一些不滿情緒，有些方面的人士認為，英法抵禦不住德國人的進攻是“出賣”了比利時。然而，隨著戰爭程序的推移，這種態度有了轉變；解放後，皮埃洛和他的外交部長斯巴克都一再重申（用後者的來說）：“英國的友誼是我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時他們堅持認為法國必須恢復其作為一個大國和強大鄰邦的地位。
關於1944年11月英國人幫助政府平息騷亂的行動的失實報道，使公眾的親英情緒有所冷卻，而比利時的左派則想方設法助長了這一趨勢。共產黨和社會黨人中的一個重要派別想要使比利時的戰後外交政策有一個主要“面向大陸”的方針，並同蘇聯和法國發展密切關係（這些人士認為法國是“夠格的朋友”，因為它已急忙地同蘇聯結了盟）。法國自己這時正在公開地向比利時求愛，希望在它對德國提出的要求方面以及在它想建立一個區域性的歐洲國家共同體的計劃方面得到比利時的支援。對這樣的政策，佛蘭芒人自然是不會贊成的，因為他們不僅憎恨共產主義和蘇聯，而且對法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也一向抱有懷疑。
這裡正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在加重國家分裂方面所起的作用。蘇聯和共產黨在任何地方都是公認的無神論的鼓吹者；可是法國，雖然極大多數居民是天主教徒，卻是自由思想家和伏爾泰精神的老家，而這些東西以及它們的影響，在虔誠的佛蘭芒天主教徒看來，正是法蘭西文化的標誌，也許表現在比利時法語地區的甚至比表現在法國本身的更多。所以並不奇怪，對比利時天主教黨（一個基本上是保守的政黨）的支援極大部分來自這個國家的佛蘭芒族居民，而自由黨和社會黨則往往發現它們的支持者大部分來自瓦隆族居民。然而，這樣的籠統概括是需要小心地加上一些限制條件的。例如，人所共知，比利時實際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人數遠遠超過投票贊成比利時天主教黨的選民人數。這同荷蘭的情況從來就不相類似，在荷蘭，天主教政黨在國會中幾乎正好反映著該國天主教徒人數方面的力量。在比利時，選票總數中天主教黨能控制的也許有三分之一，而依據最穩健的估計，該國人口有三分之二是信奉天主教的。該黨的支持者極大多數是佛蘭芒人，但即使在佛蘭德，也有許多天主教徒支援自由黨和社會黨，這一比重在瓦隆尼亞還要高些。另一方面，天主教黨也有一些支持者並不是實際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但他們贊同該黨的保守綱領。
（二）政治上的分野
比利時各主要政黨在種族和宗教方面的面貌，比它們的純粹政治方面的屬性更具有重要意義，它們的政治屬性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模糊不清。當戰爭和被佔領狀態結束時，在比利時如同在法國一樣，人們有著一種看法，認為現存的各政黨只不過代表選民的投票習慣而已，同較為深刻的民意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