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陷於癱瘓，使英國又添上了一種怨恨的心理（外交大臣本人的發言中就曾表現出這種心理）。
這樣，情況就更加複雜化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輿論中享有相當廣泛的威信，它把英國描繪成為一個陰險毒辣、有著納粹色彩的“侵略國”，所以，為了反對這個“侵略國”，使用一切抵抗手段都是公正的。與此同時，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其中有很多人都曾在納粹佔領時期的歐洲轉入“地下”擔任了領導的角色）則被描繪成為理想化的抵抗運動。對於這種抵抗運動來說，打伏擊，擲炸彈，都成了解放的行動。而他們所組織的任何真真假假、含沙射影的運動，只不過是騙人上當的一種煙幕而已。可是，在美國和歐洲國家裡，對猶太復國主義者不經批准徑行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運動，甚至對其中鷹派的極端主義者——用英國人的話來說，那些“恐怖分子”——竟給予了大量的財政支援和道義上有力的支援，而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政府，對此種情況卻採取了容忍寬恕的態度，這就使已經受到挫折的英國人的心裡又增加了新的憤激情緒。由於不管執行什麼政策路線，都不得不考慮可能在美國國內產生什麼影響，這就使巴勒斯坦的英國當局對猶太復國主義看作出於事無補的勃然大怒的姿態，而這種情狀只能為它們之間的隔閡火上加油。
因此，在委任統治的授權期限於1958年6 月15日到期之前的幾個月裡，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消極和本位主義了。而與此同時，在美國政府中，國務院和國防部則繼續對阿拉伯國家所持的敵意抱有顧慮，怕它威脅阿拉伯石油的輸出。由於西半球石油蘊藏量日益減少，沙烏地阿拉伯就成了它的石油的另一來源；其所以越來越重要，因為不但美國海軍需要，而且也可滿足歐洲復興計劃中正在擴大的燃料要求。①看來總統象其他許多美國人一樣，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民族願望也抱有一種不偏不倚的同情態度——也許並不曾完全意識到由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和民族權利所引起的困難的嚴重性。毫無疑問，總統之遵循他的個人傾向，也是由於受到民主黨內當家的一夥人的慫恿的結果。這些人的職業就是從國內政治方面考慮問題：一般說來，這就是猶太人的選票和輿論。對於躊躇不決的聯合國大會，總統在關鍵時刻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拉到了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按照特別委員會的建議，把巴勒斯坦分成七巧板式大大小小的七塊（猶太人三塊，阿拉伯人三塊，國際共管一塊）。聯合國大會這次的決議之所以行不通，不但表現在它無視英國和其他代表團的忠告，而且也表現在它只是含糊其詞地提到組織一支國際志願軍的問題，從而證明它不能維持巴勒斯坦兩個敵對社會之間的和平而終歸失敗了。英國政府一再宣告，決不出動他們的軍隊，來強迫上述兩個敵對社會中的任何一方實施聯合國大會的這項政策。英國政府的這種態度，雖然受到輿論一致的擁護，但美國在聯合國的代表聽到後卻很不舒服。
這因為後者的立場——虔誠地希望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邊界，將會象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邊界那樣友好——不但與英國的立場迥然不同，而且也是有案可稽的。在行動上，英美之間這種不協調的模樣一直繼續下去。自1947年12月以後，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攻擊和猶太人的反擊，終於變成了一場地方性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阿拉伯國家支援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到了1948年4月的時候，由於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爭取實現其民族獨立的目標過程中，團結緊密而又訓練有素，終於佔了上風。英國始終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從巴勒斯坦問題脫身方面，自稱對交戰雙方保持中立，卻招致了雙方的惡感。過去三年間。英國軍警在猶太“恐怖分子”手中遭受了上千的傷亡，同時英國政府由於政治上的理由，卻不讓他們使用全部力量來對付這些“恐怖分子”，這就使他們現在對猶太復國主義者明顯地有了一種歧視的傾向。
有一些事實足以證明：為了對付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恐怖主義，曾發生過兩次主要的報復行動，結果造成了約五十名無辜猶太人的慘遭殺害，而這兩次行動是應該由英國警察部隊的逃兵負責的。在巴勒斯坦的無政府狀況變得日益嚴重期間，美國的政策搖擺不定，企圖調和形勢中一些利害分歧的因素——諸如阿拉伯國家停止供應中東石油所造成的威脅，“蘇聯的威脅”，指望在巴勒斯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以及國內政治中親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那種壓力等。直到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期滿的財候，總統才終於決定立即承認以色列國家；而此後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公開戰爭，則使英美關係更加緊張。美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