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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阿拉伯人和親阿拉伯的發言人同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樣，在華盛頓和倫敦也過甚其詞地強調他們自己那方面的理由時，克羅斯曼正從倫敦的那些意見聽取會（1946年1月25日至2月1日）出來，帶著一種“奇特的氣憤之感”。他說，他的同事們也有同樣的感覺。這種氣憤是因某些猶太人所提出的那種雙重要求、“雙重忠誠”而引起的。這些人不去巴勒斯坦，但期望既把巴勒斯坦劃給猶太人作為他們的民族之家，又同時期望“在每一個民主國家裡都有一個分開來的、特有的猶太人社會”。他們既主張自己是猶太人，同時又要求人家承認自己是非猶太民族的國家中的公民；“既要忠於他們現在所住的國家，又要忠於他們的民族之家”。委員會的下一步動向，對於他們的情緒和想法肯定是會發生很大影響的，因此，如果這下一步不是按照委員會的許可權辦事的話，那就會遭到批評了。在規定委員會的各項工作清單中，委員會的授權範圍中也提到“在調查歐洲的猶太人難民的處境之前，要先調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情況對猶太人的移民和定居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原來的設想是，仔細制定這些許可權內的各項工作，就是要按照規定嚴格執行。可是，由於改變了授權範圍指示的先後次序，委員會反而在此階段先訪問了歐洲。這就使委員會在訪問巴勒斯坦和中東之前接觸了無家可歸的猶太難民，遭到巨大的感情上的衝擊。他們在德國和奧地利的難民集合地點看到幾乎足足有十萬名猶太人的倖存者，物質生活條件雖差強人意，但由於長期來在這些地方深受拘留之苦並親身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種種恐怖，以致精神狀態越來越走下坡路。猶太復國主義的理想，就成了抵制這種精神狀態的在組織和自我約束方面積極的力量源泉。雖然實際上所有的倖存者首先都渴望在某種新的環境開始新的生活，但對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們——大部分都是從集中營中活了下來的青年人來說，除了以色列的土地（巴勒斯但）而外，其他避難的地方是不能想象的。委員會的許可權範圍允許它發表一個臨時性報告和其他種種建議，因此敏感的克魯姆提議，委員會應該乾脆建議，允許這十萬名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但委員會大多數成員表示反對：
認為還沒有踏進巴勒斯坦，還沒有研究當地形勢，就接受這麼個整數，這會給阿拉伯人以合法控告的理由。大多數英方在員誠然希望對猶太人從東歐滲入這一事實及時引起注意，因為這正在增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壓力。兩名英方成員，包括兩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在內，要求英美雙方政府注視這個反常現象：雖然來自東歐的滲入正在受到德國美佔區的慫恿，而英佔區執行的卻是阻止滲入的政策。克魯姆因為他所提出的關於立即建議讓移民入境的要求未被接受而惱火了，甚至以辭去委員會的職務來要挾，只是由於杜魯門總統提出不應有臨時性報告或建議的諮文，他的氣惱才被平息下去。
在開羅，委員會聽取到阿拉伯國家聯盟觀點的一個不妥協的表態，即：猶太復國主義者除了它在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裡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權利以外，他們在巴勒斯坦沒有任何其他權利；這個表態在3月6日傳到了恥路撒冷。
1月17日，貝文通知聯合國大會，他的政府的意圖要在不久的將來把外約旦變成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並予以承認。過去，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書第二十五條規定了外約旦的特殊地位，1922年英國就援用了該條規定，說對外約旦不適用委任統治書有關在巴勒斯坦促進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的那些規定，並且以後又說在外約旦不適用英國一外約旦所簽訂的、有關巴勒斯坦走向自治政府的總方向的各項規定。現在，上述英國政府的意圖總算是向前邁出了合乎邏輯的一步。聯合國大會託管委員會相應地接受了英國的建議。但是，另一方面，猶太復國主義者從來不承認外約旦不包括在他們可能建立他們的民族之家的那個地區範圍之內；的確，按照他們的名詞解釋，約旦河僅僅把“東巴勒斯坦”從“西巴勒斯坦”劃分了開來，而並不是巴勒斯坦的一道邊界線；因此他們強烈抗議使外約旦獨立的建議。
1939年白皮書所准許的七萬五千名猶太移民到這時已經額滿，高階專員根據倫敦方面的指示，謀求同巴勒斯坦政治領導者們就繼續移民這件事達成協議，在英美委員會作出新的建議之前，暫時按照每月移民一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