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時期的政治角逐又復重現，戰前的民族主義企求又告抬頭，只因有英國的重兵駐屯，這些現象的威力要到戰後方才充分顯露出來。埃及國王先後於1943年4月和1944年4月兩次因英國大使的干涉而未能行使憲法權力，以罷黜他的首相，干涉的理由是納哈斯政府“不論其過失如何，一直在對盟國提供全面的、寶貴的支援”。可是到了1944年10月，國王法魯克行使這一權力時就不再受英國掣肘了。還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一項憲法修正案給予伊拉克的君王同樣的權力，使他就此可以把一個不得人心的政府一腳踢開，而不必藉助於軍事幹涉；毫無疑問，這項修正案是得到英國首肯的，而軍事幹涉業經證明，在1936年至1941年期間，它的禍害已愈演愈烈。至於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民族主義分子得以在大戰結束時贏得完全獨立，則是由於英國和自由法國對近東各國的基本政策的衝突所致，單憑他們自己孤立無援的奮鬥和犧牲，是未必能從法國人手中爭得獨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把“肥沃新月”分割為英法兩國的委任統治地，這個局面從來不曾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所接受，他們朝思暮想的是一個自成一體的阿拉伯國家，隸屬於奧斯曼帝國，或者獨立自主。1943年，伊拉克首相努裡·賽義德頒佈了一份機密的藍皮書，設想將聯合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步，把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約旦聯合成為一個國家，並對居於少數的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給予保障；第二步，建立一個阿拉伯聯盟，伊拉克和上述“大敘利亞”應立即歸併進去，其他阿拉伯國家參加與否，悉聽自願。至於埃及是否應該包括在內，這個問題避而不談；但是埃及透過首相納哈斯出面，主張它理應站在阿拉伯集團的“最前列”。那時候，它的經濟實力幾可與整個阿拉伯亞洲相埒，那是肯定無疑的；埃及國王法魯克的祖先易卜拉欣帕夏的霸權曾經統治過那裡的大部分地區（1833…1841年），這一歷史先例對法魯克無疑地也是有利的；埃及的帝國版圖擴充套件到亞洲的史實，還可以上溯到馬末婁克王朝、阿尤布王朝、法蒂瑪王朝、圖倫王朝、托勒密王朝，直至公元前第十五世紀到第十三世紀的“新王國”時期。因此進行談判，在克服解決導致阿拉伯世界領袖人物分裂的那些地區之間或王朝之間的分歧和利害衝突上，就花了兩年時間。最後在1945年3月問世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公約，強調的是締約各國的獨立和主權，而只籠統地提到它們日後更為密切的聯合。
第二章 猶太復國主義
以狹隘的中東觀點來看，猶太復國主義只不過是巴勒斯坦五十萬猶太人的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但是納粹的迫害所造成的憂傷與忿懣卻使它在全世界的猶太人中成了一股最強大的勢力。猶太人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數上的力量，精神緊張和物質資源兩相結合，使猶太復國主義具有了遠比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更為強固的決心和信念。在一卷較早出版的本《概覽》中已經提到，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書對猶太民族之家的進一步發展限制得如此厲害，實為戰爭陰影下的英國政府對阿拉伯世界的姑息求全：
因為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方，不論他們是如何滿腔怒火，顯然是靠得住的，不會去同迫害他們的納粹冤家結成一夥的，而阿拉伯世界的敵意（在純粹的軍事意義上不論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對於英國在中東生死攸關的地位卻會立即構成莫大的威脅。
英國根據巴爾福宣言和委任統治書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承擔的“雙重任務”一開始就是互不相容的，1939年的限制同1933年到1936年期間猶太人大批移民相比起來，是政策上的硬化，這些情況在當時造成的後果是出現了可悲的尷尬局面，納粹鐵蹄踐踏下的其他國家的難民都把巴勒斯坦當作暫時棲身之地，而英國當局卻眼看自己在禁止那些從希特勒的虎口脫身的猶太受難者逃奔巴勒斯坦——其所以如此，既不是出於居心不良的“反對閃族”，也不是由於出身非猶太人而無動於衷，而是因為他們深信，這一條狠心的禁令乃是中東戰區的政治穩定所不可或缺的，而中東戰區又是個樞紐戰區，西方盟國只有透過這一戰區支援蘇軍，才能使之在1942…1943年間繼續抗擊猶太人和世界文明的當前大敵，直至盟軍協同準備就緒，最後會師柏林。如若再遇上一點壓力，英國人就非得把這一政策的動機加以掩飾不可，要不然就會使德國人更加起勁地利用這個局勢，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兩端同時上下其手；在1941年和1942年中東的幾次軍事危機期間，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