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機，所以他們花了1939年最後三個月的時間為此進行交涉，然而未能取得尺寸之功。埃及方面類似的希望也有所抬頭，想使它的要求得到滿足，即在英埃蘇丹的“共管協定”中佔有更加平等的地位，並在阿拉伯世界取得領袖資格；但是直至德國入侵挪威和低地國家之時，它也同樣未能從英國政府取得任何讓步，義大利於1940年6月10日宣戰，力量對比顯著地改觀，戰火立即蔓延到中東門口。
盟國的威望在中東出現逆轉，這是第一遭，在此以後的漫長歲月中，繼之而來的還有在昔蘭尼加的受挫，1941年4月出徵希臘的潰敗，1942年1月同時發生了中東的失利和遠東的災難，以及1942年夏託卜魯克失陷之後的軸心國大舉進犯。回想起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在許多人看來軸心國似乎已操勝券之時，有少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埃及的阿里·馬希爾之流）巴望軸心國給他們撐腰，而是這些人的種種作為始終不過是孤立的現象；有一批為數大得多的中東政界人士並未對“英聯邦忘情”，而在那些危急艱難的時日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步驟，以保證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國家的安全。設若軸心國穿越西部沙漠，進入尼羅河流域，或者對近東國家的濱海地帶出動空運部隊，或者渡過馬裡查河並跨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入土耳其和波斯，中東的這些政界人士和人民無疑都會為了保全自己而靠攏他們；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第五縱隊之所以如此微弱，或許要歸功於以下數端：一是國王阿卜德·阿齊茲·伊本·沙特的影響，他在最暗淡無望的時日還是態度明朗，深信英國必能渡過難關，二是土耳其政府頂住了德國的威脅利誘和軟硬兼施，做出了榜樣，再是英國對不忠分子和動搖分子採取了行動——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在埃及的兩次行動都不失時機，只是1941年4…5月間在伊拉克的行動失之過慢。
處置伊拉克的挑釁事件（此事在1940年終之前即已險象畢露）之貽誤時機，很可能導致重大損失，而其原因在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卷中沒有講清楚，書中有關伊拉克的當時局勢，是從半路說起的。但是在前一個夏天，慣常對中東和印度的民族主義因素嗤之以鼻的丘吉爾，卻是顯得過分地看重了一個友好的土耳其可以立即起穩定作用的影響；義大利在北非和東非的殖民帝國突然土崩瓦解，也造成了一種不符事實的樂觀，以為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已經穩固；正如這位身居英國首相和國防大臣之職的叱吒風雲的“業餘戰略家”稍後在1941年10月就已催促一位疲於奔命的中東戰場總司令孤軍出擊，進攻西西里島一樣，此時的中東司令部，只有有限的兵力分散把守，徒然心懷希望，以冀能有“良好機會，擋住德軍進犯，勿使希臘國土橫遭蹂躪”。事實上，這幾個月中丘吉爾是在孤注一擲，苦心孤詣地想要立即樹起一道屏障，以抵擋敵人朝東南方向發動攻勢的咄咄逼人的威脅，但是隻要這一進攻一鼓作氣而來，那確實是沒有希望可以抵擋的；1941年5月21日，他懷著這一戰略上僥倖取勝的心理，指示韋維爾不顧“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政治危險”而走一險著，這一指示可就忽略了一個事實：中東是他們“家門口的球場”，萬一出師不利，在一批用情不專的阿拉伯“觀眾”眼裡，英國人的威望所蒙受的損失將比德國人大得多，因為德國人畢竟不過是外來的尋釁者。希臘之役對於整個戰爭程序有何影響，儘管還是個有爭論的問題，而此戰的直接影響卻給中東司令部壓上了力不能勝的重擔，招致了在沙漠地帶首次受挫於隆美爾之手，還使英國的威望下降到使伊拉克的極端分子敢於鋌而走險，公然要一決雌雄的地步。這些極端分子之所以歸於失敗，也許純粹是因為德國人正全神貫注於即將發生的對俄國的進攻；但是這次失敗卻使其他中東國家的極端分子為之喪膽，不敢再作類以的嘗試；1942年夏，軸心國軍隊深入埃及遠達阿拉曼時，那個在反映輿情力求信實的政府統治之下而其居民大都是文盲的國家，竟始終巍然不動。
然而深有意義的是，這屆埃及政府同前屆政府一樣，一方面在國防和治安方面同英國人忠心合作，但在英方處於戰局危急，不暇他顧的時刻，它又趁機促進民族主義性質的立法，想要砍掉外國公司迄至當時還享有的特權；因此提出了一些法案，迫令各公司在其各類人員中按照規定的百分比僱用埃及人，一切會計工作和正式函件都必須使用阿拉伯語；後者是在1942年6…8月間匆匆透過的法律。1943年初，蒙哥馬利把軸心國軍隊驅逐到突尼西亞之後，中東戰場的戰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