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階段中，它還謀求同兩個人，即埃及的阿里·馬希爾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重建外交關係，兩人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首領，反對他們本國在戰時實現同英國結盟。
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以後，俄國亟需美國和英國的大量物質支援，而波斯灣各港口通向內地的公路和鐵路則是向俄國運送物資最少困難的通道。因此而有英蘇聯合迫使波斯同意發展上述交通線的行動，也因此而有在斯大林格勒解圍之前盟國在波斯境內一時相安無事的局面。俄國人收到了英國人努力透過這條路線輸送的俄國所不可缺少的大量美國戰爭物資，但他們卻沒有對盟國好心相報，也沒有對盟國推心置腹。相反，他們一開始就把波斯北方諸省納入他們安全體系的“鐵幕”之內，對英美文武官員進入上述地區，甚至是為了辦理與共同的戰爭部署密切有關的事務，都面有難色，對討論一旦德軍突破高加索防線之後何以防守波斯的問題，也極為勉強。他們的佔領區是波斯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他們佔用了那裡的糧食資源，而讓西方盟國用進口糧食來供養首都和較貧瘠的南方諸省，並且還利用由此造成的困難情況來達到宣傳目的。不管怎樣，蘇聯人要依賴租借法的物資，這就使他們在兩年之中不敢與西方盟國公然翻臉。土耳其由於希特勒透露了莫洛托夫對海峽的圖謀，已進一步同俄國疏遠，土耳其政府在結好於英國的同時繼續步步小心，周旋於德俄之間。1942年2月有兩名俄國官員和兩個馬其頓共產黨員在安卡拉被控企圖用炸彈殺害馮·巴本，從蘇聯激烈反對將他們逮捕審判的情況看來，似乎他們是受蘇聯的指使行事的。這事如果屬實，那末被指稱是謀殺案的動機可以推斷為蘇聯企圖使土耳其捲入對德國的武裝衝突，以便分散德國人對俄國行將發動的春季攻勢，使之部分轉向土耳其或者近東國家。所公佈的證據還不足以定讞，但是這種轉移目標的策略之適合蘇聯領導人的脾胃，日後卻為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所證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上（1943年10月）曾建議土耳其應當“遵令”立即參戰，用維辛斯基的話說。這“可以從俄國前線調開十五個德國師。……如果土耳其想要分享和平，它就得象俄國人正在受苦那樣在戰爭中受苦。”
丘吉爾在1943年11月的德黑蘭會議上執意要在東地中海開闢一條盟國戰線，並要土耳其參加，這倒反而使克里姆林宮的熱心冷了下來，表面上固然是因為美國的參謀長們說過，要把土耳其裝備起來就得推遲在西歐發動攻勢，但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疑心丘吉爾在玩弄計謀，先聲奪人，使克里姆林宮對巴爾幹實行軍事政治佔領的算盤落空，也可能是由於他們不想讓西方盟國染指這個地區。這樣，土耳具政府就陷於進退維谷的窘境：瞻望前途，巴爾幹國家盡入俄國掌握之中，固然使他們不寒而慄；而另一方面，前此在10月到11月間，德國的區域性空中優勢把英國遠征軍從多德卡尼斯群島趕走的戰績使他們猶有餘怖，現在如果按照英國的意圖行事，他們害怕德國會立即對他們的首要商業城市和主要重工業地區卡拉比克…宗古爾達克進行報復。
土耳其於是拒絕在裝備就緒之前冒此風險，而它所要求的裝備的規模，英國政府認為是過分的、不切實際的，這就導致了英國，繼而美國，中止向土耳其運送軍事裝備（1944年2月），並對它施加外交壓力，首先是強迫它停止對德出口鉻和其他重要物資（4月），接著又強迫它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8月）。西方盟國的變卦使土耳其新聞界（其靈活易變委實值得他們的波斯和義大利同行稱羨）不禁惱羞成怒，即於同年春天轉而討好蘇聯；土耳其警察又不早不晚在5月間“破獲”了一個泛土耳其主義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秘密組織”，其實該組織以前的宣傳活動已是盡人皆知的；政府還向莫斯科建議締結一項協定，使兩國的政治合作更加密切，以保障巴爾幹國家的安全。蘇聯報紙對土耳其的奉承拉攏報之以冷嘲熱諷，而克里姆林宮則曾以土耳其未能參戰為由推卸日後在和會中對它承擔任何義務，徑自進行對巴爾幹國家的軍事征服了。
斯大林在1944年10月的第三次莫斯科會議上向丘吉爾提出了海峽的前途問題，他爭辯說，1936年的蒙特勒公約已經過時；後來，他於1945年2月在雅爾塔再度提起此事，就立即得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同意，由三國外長在下次會議時予以討論。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對軸心國宣戰，只是引起了蘇聯報紙更多的嘲諷；3月19日，蘇聯政府宣佈廢除蘇土中立互不侵犯條約，理由是該條約需要根據新的形勢進行調整，他們的做法在法律上是無懈可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