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對的。因此，指責美國人不承認軍事戰略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或許是錯誤的。實際上，他們把希望寄託於一種新的權力觀念，即希望形成一種世界秩序，那時各國將聯合起來實施國際法，因此這種世界秩序將不再取決於平衡各國力量和劃分勢力範圍。從美國的軍事政策基於上面假定的政治前提這一點來看，馬歇爾和羅斯福主張的戰略是有道理的，即在人力物力蒙受最少損失的條件下，儘早擊潰納粹與日本人。在他們看來，這將為更美好的新世界開闢道路。所以，如果為了本國利益而用權術損害大同盟的其他成員，這種行徑將是既不必要又很惡劣的，因為這樣幹就等於在開始葬送美好的前途。
可是，美國力圖使英俄兩國政府改變態度，接受這種對國際政治的看法，卻並無成效。大同盟成員國之間，特別是俄國同西方之間，在政治上的協調，始終沒有超出空談。蘇聯之所以遵守大西洋憲章及1942年1月發表的聯合國家宣言之類的檔案，主要是從宣傳作用著眼的，但是斯大林對待這些檔案大概也不外乎這種態度。這些檔案決不是他制定政策的指標。至於敦巴頓橡樹園提案和聯合國憲章之所以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是因為它們建立了新的永久性國際組織。但是，俄國簽署這些檔案並不表明東西方之間持續的政治分歧已經消除了。
然而，儘管大國之間的分歧從聯合國初成立時便妨礙著它的發展，大同盟謀求建立某種國際政治組織的努力並非毫無成果。擁有幾千名官員以及眾多的委員會、理事會、諮詢委員會、秘書等等的聯合國誕生了。某些專門機構能繼承戰時大同盟成員國創立的國際經濟管理組織而發揮作用。在1952年，聯合國幾乎完全沒有行政權力，但它擁有的人員與經費來源卻能起重要作用，因為利用這些人力物力，它可以積累資料，並引起公眾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國際調查的結果加以注意。有時，一個國家的行動可能受到聯合國各種機構所提供的材料與建議的影響，但往往也可能並不如此，除非這種影響同有關國家的民族利益或某個大國在幕後的影響一致的話。
然而，把三大盟國聯合起來的超國家的行政組織，並不具有最重大、最深遠的意義。我們寧可說，為戰後改革作出主要榜樣的是英美兩國之間的特殊的聯絡，其中包括經濟與軍事問題。戰時英美在這方面的經驗直接導致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經濟合作總署的成立。
同西方跟俄國的經濟合作相比，英美之間的經濟合作範圍更廣，交換貨物的數量也大得多，相互依靠的關係也更密切。這兩個國家進行合作的最不尋常的一點是：兩國對武裝部隊的統一指揮。實際上，在合作方面這個最需要謹慎從事的領域內，也只在歐洲戰區獲得了成功。雙方也想把這種聯合軍事指揮的方式移植到別處去運用，但始終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蒙巴頓在東南亞竭力想做到這一點，但他麾下的美國人始終不多，因而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兩國聯軍司令。太平洋戰區的情況也一樣，美國司令官在那裡指揮的部隊絕大多數是美軍。在中國，由於政治上的爭執和私人之間的齟齬，再加上難以獲得軍需品，實現聯合指揮的努力完全失敗了。
不過，這些對比卻使英美在北非和歐洲的合作顯得卓有成效。在那些地區，英美部隊幾乎象一個人那樣作戰。可能使兩國互相痛斥對方的各種偶然發生的和令人失望的事情，都在隨後新的團結中被淡忘了。在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和盟軍司令部中一起工作的兩國人員，大多數都能齊心協力，養成了一種同仇敵愾的精神。
這種精神不是英美任何一方所獨有的，而是共同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排除了任何一方的民族性。從這一點來講，盟軍參謀機構完全象一個大國政府的任何一個部門。成批的人員組織起來一起工作，這樣便逐步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條排斥外人的共同陣線。然而，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和盟軍司令部的經驗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點是，民族界限大體上已被打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組織幾乎不能同這個情況相提並論。甚至在任命了一個西線司令官之後，英軍、法軍以及後來參戰的美軍相互之間的民族隔閡並未大為減少。軍需系統繼續各自為政，在很大程度上，為了作戰而要調動每一國的部隊時，仍須透過外交談判而不是透過統一的司令部。當然，艾森豪威爾和威爾遜的司令部都從未完全擺脫外交活動。盟國之間不同的計劃和願望也必須認真加以考慮，因而每個盟軍司令作出的決定，經常顯出在盟國之間彼此對立的壓力下達成妥協的跡象。不過這些壓力受到兩種因素的限制，一是兩國政府都不願冒險使聯合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