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垮臺以後，共產黨人便能乞靈於各國政府都享有神聖主權這一點，來解釋他們所不滿的那些條文了。
所以，和約談判破裂的這種前景不會使莫洛托夫高興。或許他斷定必須要作出一些讓步了。既然作出了這種決定，他便大大地退讓了一下。莫洛托夫僅僅在措辭上作了些保全面子的修改後，竟然很快地一連線受了和會上以三分之二多數透過的五十三項提案中的四十七項，以簡單多數透過的四十一項提案中的二十四項，這使他的同事們大為驚奇。至於他仍然拒不接受的那些提案，外長們乾脆把它們丟開了。這種突然開啟的局面使與會者能在1946年12月6日商定了對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的五項和約的定本，於是外長會議便結束了長期擬訂這些檔案的工作。和約的簽訂日期定在1947年2月10日。
在會議結束之前，外長們商討了對德國和奧地利和約的起草問題，並同意指示各自在倫敦的代表立即著手製訂這些棘手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檔案。他們商定在1947年3月再舉行外長會議來處理這些問題。莫斯科被選定為舉行第四次外長會議的地點。
到1946年12月中旬，制定和約的過程已完全失去原來的意義了。當貝爾納斯就任國務卿時，他曾把自己想象成再生的威爾遜，將在幾個月內給歐洲和全世界帶來和平。可是他遭到了莫洛托夫有計劃的阻撓和猛烈的敵對的宣傳攻勢，結果他在走上締造和平的歷程時懷有的崇高希望幾乎全落空了。看來我們有理由說，莫洛托夫的手腕比他高明。莫洛托夫玩弄一套手法，貝爾納斯試圖玩弄另一套。美國政府起先定下的目標是透過和約實現自由主義的原則，即一切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機會均等、公民自由、民主，以及解除已投降的敵國的武裝。相反，莫洛托夫從一開始就要設法保住俄國在東歐的特殊地位。他成功了，而貝爾納斯失敗了。這部分是由於莫洛托夫的策略，部分也是由於貝爾納斯自己對待和平問題的態度過於不切實際。
宣揚民主的原則，而又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後盾，這隻會使俄國人惱火，而不會使他們得到什麼印象，尤其因為貝爾納斯和貝文支援的民主原則，將削弱或摧毀俄國在它西邊鄰國中的勢力。西方本來有可能同俄國做成一筆劃分“勢力範圍”的交易；此外，如果英美早已準備在西歐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它們本來可以迫使俄國人在東歐收斂一些。但這兩種政策都沒有實行，而貝爾納斯在外交上的實際成果（五項和約），對於西方來說其實是一場挫折，而不是收穫。
然而，莫洛托夫表面上的成功卻意味著更大的失敗。他在幾次外長會議上的表現，使他失去了英美兩國公眾的同情。更有甚者，莫洛托夫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國政府與人民採取積極的反蘇政策，並使美國沒有能按照貝爾納斯原來想象的規模與日程撤出歐洲。他粗暴地喚醒了美國巨人，使他認識到和平不象夢想中那樣垂手可得，同時重新激起了美國人心中對共產主義一直懷有的恐懼，並促使美國人慷慨解囊支援非共產主義國家。莫洛托夫外交的這些副產品同俄國的長遠利益是格格不入的。俄國人力求保住大戰中獲得的利益，並氣勢洶洶地要向新的地區擴張，他們就在這些行動中開始製造他們最害怕的東西——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反蘇聯盟。不過這些後果要到以後才十分明顯，暫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可以為自己巧妙地利用和約的談判而維護了俄國在東歐的優勢感到慶幸。
從1946年4月到年底，各大國面臨的最迫切、最緊要的問題是：對德國該怎麼辦。安理會和外長會議上的唇槍舌劍大都含有虛張聲勢的意味，但在德國的鬥爭卻是很真實、很嚴肅的。德國位於歐洲中心，德國人民人數眾多，又具有專門技術，它的煤和工業產品對於整個歐洲經濟很有價值，德國民族還擁有潛在的軍事力量，所有這一切配合起來使德國在歐洲以至在全世界成為爭奪的主要物件。
1945年9月間，當外長會議在倫敦舉行第一次會議時，貝爾納斯曾非正式地向莫洛托夫建議：各大國應締結一項條約，保證使德國非軍事化。1945年12月間，他在莫斯科又對斯大林提起這件事，當時他得到的印象是俄國人歡迎採取這一步驟。因此，國務院的專家們為此擬訂了一份草案。1946年4月29日，貝爾納斯在外長會議的第二次會議上把這份草案提交給他的同事們。根據這份草案，美國、蘇聯、聯合王國和法國四國政府應承擔義務採取必要的措施，保證使德國徹底解除武裝，並將組成四大國管制委員會，負責經常進行檢查，以確保並無秘密重整軍備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