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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15日，國家主義者發表了三天前寫給皮萊…戈拉的一封信，要求保障他們繼續宣傳他們新的政治和社會觀點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集會自由，撤銷對他們出版刊物的禁令，以及釋放前被捕的成員併發給賠償金。這次，聯邦政府的回答非常明確。9月19日，政府命令解散這個團體，取締它的報紙，嚴禁以任何別的名義重新組織起來。違反這條法令的人將受到軍事法庭的審訊。同時遭到取締的還有類似的組織，共產黨也在其內。
在釋出解散國家主義運動命令時，它大約擁有二千二百二十個國家主義分子，分散在一百六十二個城鎮和鄉村中。這個組織在五個月前剛剛成立。它是那些先前被取締或由於受到警察的虎視眈眈，認為自行解散是上策的那些組織的後繼者。它的追隨者是那部分以前並不屬於極端主義者集團，但看到德國勝利在握，認為瑞士最好能同戰勝者結盟的人。1940年底對國家主義運動和其他組織採取的行動當然並不意味著國家社會主義在瑞士活動的結束，特別是1941年，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它在瑞士的追隨者都把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勢所必然的事，相信剩下要做的事只是去摘取勝利的果實罷了。不過，這些行動卻實際意味著，他們只能在新的秘密組織裡或者透過其他暫時還未受到政府取締的“更新”組織進行非法活動。
他們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政府，代之以極權統治。但是對於瑞士在新歐洲應立足於何處的問題，他們的看法有分歧。儘管大多數人深願在德國的庇護下，歐洲能改組成為一個日耳曼民族的聯邦，而讓那些在邊緣的國家在本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政府控制下享有一些政治自治權，但也有一些人希望看到瑞士併入大德意志帝國。在德國也存在這兩種分歧的意見。1941年，一個處理有關日耳曼民族問題的組織黨衛軍司令部日耳曼民族指導部，是由瑞士出生的弗朗茨·裡德韋格博士負責的。他就是第一種所謂組織解決辦法的鼓吹者。德國駐蘇黎世領事館的艾什頓博士和格羅勃爾博士是其在瑞士的主要聯絡代表。
早在1941年，裡德韋格就委託一個瑞士的國家社會主義分子比埃萊在瑞士組織一個類似德國黨衛隊的準軍事部隊。同時，在一個瑞士的德國僑民施泰格的領導下，由格羅勃爾組織了一個新的秘密社團，自稱為“德國的朋友”。這個社團的成員在全國各地，組成為小組織。他們在未接到德國發出訊號之前，是不得采取什麼公開行動的。這些國內組織的種種活動，暗中都受到了瑞士當局的嚴密監視。在1941年6月的一次大搜查中，警察逮捕了一百三十一人，被控訴的一些人受到聯邦和軍事法庭的審判。到1941年底。顛覆活動雖然繼續發生，但這些國內組織的骨幹力量全被粉碎了。一些最活躍的人被逮捕或監禁，其餘則被拘留或逃到德國避難。再有那些雖未牽連到叛國和背叛罪行之中、但涉有嫌疑的分子，由於受到密切監視，他們潛伏的危險也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在戰爭年代中，瑞士政府面臨的一個更為棘手得多的問題是如何控制瑞士的德國僑民中高度組織起來的第五縱隊。戰爭爆發以後，德國人積極努力來擴大他們在瑞士的這些組織的規模和效力。戰前，雖有來自祖國的壓力，但也只有很少數德國僑民參加了這些納粹組織中的一個組織。1939年和1940年在德國取得勝利後，登記入會的人增加很快，而且有增無已。雖然增加的速度逐漸減慢，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2年。許多人是在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的動機鼓舞下參加到納粹隊伍中來的，而其餘的則是為了透過表示對元首的忠誠和支援來保障自己的前途。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德國對於這支第五縱隊的重視。在戰爭爆發後，相對說來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居瑞士的德國人被徵集到德國軍隊服役，而在這些人中也只有很少幾個是知名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工作人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熱忱的納粹分子後來從前線撤回，被派到瑞士的黨組織中擔任了重要的工作。
川流不息的代言人從德國湧向瑞士，在數不勝舉的集會和會議上開導和激勵他們的同胞。隨著德國國社黨組織成員的擴增，這種集會的次數日趨頻繁，規模也日益擴大。瑞士政府無法禁止這種集會，只得就力所能及管理它們。1940年7月，根據透過的一條法令，凡組織政治集會的人必須取得瑞士當局的批准。可是德國人並不情願接受這些對他們的活動和演講的束縛。他們照樣舉行未經批准的集會，而演講的人也信口開河，超出限定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