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前後幾年中任何一年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其中將近六億克朗來源於私人，其餘都來自政府撥款。只要考查一下1939…1940年間到1949…1950年間的概算，便可看出一年用於救濟方面的費用從1939…1940年間的一百七十三萬七千克朗，到1949…1950年間增加為六千三百七十四萬克朗，1945…1946年間則達到了最高總額三億零二百四十八萬八千四百二十二克朗，而當時還勾銷了給予挪威和丹麥的一筆共計二億克朗的貸款。瑞典國際救濟委員會曾多次堅持：在請求政府撥款之前，為某項事業所需要的款項中應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由私人捐獻。用於文化方面救濟事業的全部費用超過了二千萬克朗，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由私人捐助的。這筆金額的三分之二系用於重新建造教育機關和醫院，重新為其提供裝置，以及在挪威對醫生和護士進行實際訓練和理論指導。芬蘭也從非正式的瑞典來源獲取了這種型別的援助；瑞典紅十字會和兒童救濟會還花了將近二百萬克朗的代價在德國建造了十二個裝置齊全的學徒培訓所。在歐洲大陸，瑞典從1946年開始對在奧地利和匈牙利以及西德、柏林的學生和教師提供伙食，並延續了許多年。
大部分的救濟工作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