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戴高樂作為臨時政府的首腦常常對英美兩國政府的行動感到氣憤。他特別氣憤的是，法國政府連續不斷地被排除在盟國核心的協商之外。當他沒有被邀請去參加雅爾塔的三大國會議時，他認為自己遭到輕視，法國的尊嚴也受到損害。他在12月訪問了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盛大的接待，這加強了他在國內共產黨面前的地位。由於這次訪問，法國和俄國於1944年12月10日簽訂了一個同盟互助條約。該條約毫不含糊地是針對德國的，而且沒有期限。戴高樂以這個姿態對西方盟國表示，他和他的政府已經超過受保護的階段了——這種受人保護的關係早已使高傲的法國精神感到憤慨。然而，戴高樂本人並沒有給斯大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1944年秋天，丘吉爾和羅斯福一直在致力於選定時間和地點同斯大林會晤，召開第二次三方面的會議。但是斯大林拒絕離開俄國本土，羅斯福又受到競選運動各項要求的嚴重妨礙。籌備工作好多次都功虧一簣。最後，羅斯福決定把這次會議延展到新國會開幕儀式（1945年1月6日）和他第四任總統就職典禮（1月20日）之後。至於開會的地點，羅斯福和丘吉爾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見，多少有點勉強地（特別是丘吉爾方面）同意到克里米亞的雅爾塔去開會。由於羅斯福在國內的種種公務，會議決定在2月初舉行。就在雅爾塔會議舉行之前，英美的參謀長們安排好在馬耳他召開一次預備會議。羅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先去歐洲各主要國家的首都作一次訪問，為即將召開的最高階會議打些基礎。在這些預備工作完成以後，斯大林、丘吉爾和羅斯福舉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議於1945年2月4日在雅爾塔開始了。
1945年2月4日…11日的雅爾塔會議，也許是三大國在戰時所舉行的最重要的會議。它是在從規劃戰爭過渡到規劃和平的時候召開的。當時是一個關鍵的時刻，盟國大國之間的戰後關係還可以在文字上下些功夫定出一個格局來。在德黑蘭，討論的全是軍事戰略問題，而到波茨坦會議時，俄國人和西方之間的關係已經僵到無法作出任何決定的地步，雙方只好保留不同意見，承認既存事實了。另一方面，在雅爾塔三大國彷彿（雖然這個彷彿可能是個錯覺）有較多選擇的餘地。他們開會的時候，正是需要把每一國在戰後世界上應起的作用清楚地確定下來的時候。這個時候或者達成協議，或者彼此衝突，似乎都有可能，只看他們各自的政策轉向何方。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帶領全體政治和軍事顧問來進行會談，這還是第一次。會議完全是一種正式國際集會的氣氛和體制。和它相比，德黑蘭會議只是一次由軍事參謀人員的會談作補充的三國政府首腦之間的非正式的私人會晤。
美國、英國和俄國，各自都是帶著明確的目標來參加雅爾塔會議的。對美國人來說，在所有的目的之中，有兩個應當優先予以考慮。第一，為了保證迅速成立一個聯合國組織，羅斯福和他的顧問們想掃除掉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妨礙同俄國人達成協議的那些障礙。第二，美國人希望能解決歐洲和遠東未來的戰略問題。歐洲的戰略問題，關鍵在於英美參謀長之間就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進攻德國發生的那場爭論。在遠東，問題主要是俄國在對日戰爭中所應承擔的任務。
比較起來，歐洲各地的政治問題是次要的。美國人仍然期望等德國一打敗，就把他們的部隊從歐洲迅速撤回。羅斯福在雅爾塔告訴斯大林和丘吉爾，希特勒垮臺以後，美國政府不可能把它的任何部隊在歐洲留駐到兩年以上，而且不用到兩年，按照計劃需要，一有船隻馬上就要把戰鬥部隊調到太平洋去。而且，羅斯福最信任的許多顧問認為，在大戰結束以後，輿論不會支援美國在歐洲採取積極的政策。羅斯福當然不想重蹈威爾遜總統1918…1920年的覆轍。做一個被美國本國所否認的歐洲新的主宰者，這幅景象只能導致混亂和誤解。假如歐洲人能把他們自己的事務解決得稱他們自己的心意，那就好多了，只要他們遵照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建議所設想的那種總的世界體制辦事，並且多少也還尊重聯合國家宣言和大西洋憲章的各項原則，那就行了。
根據這樣的思路，美國人首先應設法辦到的是，同俄國人達成關於聯合國組織問題的協議。這件事辦好以後，歐洲的種種爭吵就可以留給歐洲人去解決，美國只要提供一點有益的意見，也許再推動他們一下就行了。美國國務院的專家們來到雅爾塔時，對於應該如何解決歐洲一些懸而未決的爭執的確是抱有明確的意見的，但是羅斯福不想十分認真地採納他們的意見。在會議的辯論中，一般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