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瑞典鐵砂供應而答應給它“保護”的危險性。他臆度這種保護將遭到拒絕，而瑞典將求助於盟國。盟國將會給予這種幫助，但這種幫助很難做到能象事先有所準備並透過交換意見而商定的那樣有效。1940年3月2日，英法兩國就這一問題聯合向瑞典和挪威發出照會，但得到的是否定的答覆。雖然這些談判沒有取得具體結果，礦砂仍在繼續裝運，但瑞典人並沒有擴大這種裝運，相反卻多方託辭予以減少。
第四節 德國侵入丹麥和挪威
蘇芬戰爭的結束使瑞典有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但盟國還是繼續指出由此得出的教訓。因此在3月19日，張伯倫一方面承認“我們應當對這兩個國家（瑞典和挪威）的地位寄予同情”，一方面又說：這兩國的中立確實是以這一錯誤看法為基礎的，即無論做什麼，也要比捲入德國和盟國的戰爭來得好，而這一看法轉過來則又是以另一種看法為依據，即“戰爭的結局不管是德國獲勝還是盟國獲勝，對這些中立的小國來說都是一樁無關緊要的事情。……除了堅決自衛，並同那些樂於幫助他們進行防衛的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沒有別的辦法將會或能夠拯救他們的國家。”這些呼籲都無非是枉費心機。
但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還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軍事合作。軍事情報組織聯合起來了，這種協作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仍在繼續，並得到了增強。各情報部門的首腦不時碰頭，交流情報，1940年3月召開了一個參謀會議，討論了瑞典和挪威軍隊在一旦中立遭到嚴重侵犯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協調的問題。但是，瑞典在國防準備上沒有把一場“面對西方的戰爭”考慮進去，以致在德國人侵入挪威時（這需要在瑞典的整個西部邊境上設防），便發現瑞典是毫無準備的。
在4月初幾天裡，不僅是丹麥、挪威政府，就連瑞典政府也收到了駐柏林使館發來的關於德國正在集結兵力的驚人警報，這種集結兵力顯然是打算對北部進行突然襲擊，而納爾維克便是想到的第一個目標。瑞典並沒有把德國這種準備看作是在任何方面蘊藏著對它自身的一種威脅，而只把它看作是德國為防萬一英國對挪威領土進行威脅時而採取的預防措施；根瑟在給瑞典駐柏林公使阿爾維德·裡凱特的信中極度低估了這種假想的可能性。他說，“對於巴黎和倫敦有什麼計劃和決定，我們的訊息是十分靈通的，因此我們不必認真考慮有人會從那一方面對挪威或瑞典的領土採取任何突然行動。”儘管如此，瑞典政府還是於4月2日對德國外交部採取了一項新的外交步驟，它警告德國政府：瑞典在北部還保持有相當數量的兵力，它能抗擊來自西部的襲擊。事實證明，這一宣告無非是虛張聲勢，德國人對此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總司令特爾內爾將軍在4月初提出的關於實行總動員或者增加瑞典軍備的建議在4月6日幾乎完全被否決了；而徵集令又被限制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倘若觀察員注意到有軍艦駛向瑞典南部或西部港口時，準備接待它們的也只有警察和海關人員。”根瑟後來在一次解釋中說：據認為加強瑞典南部的防務（這或許要影響到北部的防務）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如果德國人想要發動一次進攻的活，這樣做並不能阻擋他們，同時卻可能會給他們這樣一種印象，盟國正在這一防線的幕後集結兵力。
4月9日（即德國侵入丹麥和挪威的日子）清晨，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公使維德親王向根瑟遞交了一份照會，表示希望瑞典將繼續嚴守中立。政府答覆說：他們打算保持中立，但要求“有完全自由採取那些我們認為有必要維護我們的中立的措施”。同日，瑞典首相通知全國：這就是政府的政策；並通知挪威，瑞典既不能以武器援助挪威（就象它曾援助芬蘭一樣），也不能允許向挪威出口武器或彈藥。4月19日至24日，古斯塔夫國王就瑞典中立問題同希特勒交換了一些信件。挪威作出了一項決定，即不向瑞典提出任何可能使這個國家偏離中立立場的要求，這是為了幫助瑞典解脫其困難處境。4月13日，挪威外交大臣哈爾夫丹·科特將這一點以指令下達給挪威駐斯德哥爾摩公使延斯·布林，不久，挪威在斯德哥爾摩開設了一個特別機構（挪威公使館B部），負責處理在戰爭中發生的問題。但是，當挪威政府發覺瑞典錯誤地傾向於過分的謹慎，因而在起初間接地幫了德國的忙，便於4月24日向瑞典發出了一份措詞嚴厲的抗議照會。儘管如此，科特還是繼續支援這樣一種意見，即瑞典不應該被迫參與戰爭，這一點對挪威是至關重要的。即使瑞典加入了盟國，也可能給挪威帶來不利，因為蘇俄曾警告挪威政府，它不會容忍一個外國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