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助下，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措施。軍事補給品必須運給西部沙漠的軍隊；中東的港口和交通線必須掃清，以便運送這些補給品。為此，採取了兩項辦法。第一，在英國所控制的範圍內，將民用物資的進口削減到最低數量，有時甚至更少。第二，積壓在蘇伊士的大量非必需品，由軍用卡車裝走，徑自堆在西部沙漠，形成了眾所周知的“蘇伊士堆貨場”。此外，還拼命增加中東各港口的卸貨量。軍隊訓練了一批專門的碼頭裝卸工，埃及碼頭工受到了裝卸不熟悉的軍事裝備和軍需品的訓練，這就大大加速了寶貴的船隻的週轉。在1939年每天只能處理不超過六百到七百噸貨物的一個港口，到1943年已能處理六千噸了。
很多這方面的工作落到軍隊和戰時運輸部當地代表的肩上。中東補給中心有一項任務是要把中東民用物資的進口削減五分之四。事實上，這項任務是完成了——1939年，這些進口總計約五百五十萬噸；1942年和1943年為一百二十五萬噸。能夠做到這樣的削減，而又沒有造成中東的經濟崩潰，大部分是由於中東補給中心的努力，以及所有中東政府的合作；這種削減，對中東的軍事活動作出了十分顯著的貢獻；這一削減本身也證明了為建立和維持這個新的經濟機構而作出的努力是正確的。然而戰爭有停止之日，經濟問題卻永無消失之時。在本節的以後部分，打算透過對已經找到的某些實際解決辦法的敘述，來說明比較廣泛的區域性問題是如何逐漸地、不可避免地歸入到中東補給中心職權範圍之內的，其中許多問題在和平時期也是極為重要的；並說明如何導致進行一些實驗，這些實驗中有些是落空了，有些結了果，這些有結果的實驗可能具有長遠的意義。
在和平時期，中東是進口糧食的，雖然不是大批購貨的主顧。在主食方面，穀物總生產量同總消費量大體相等。但是，這種算術上的相加並不與實際情況相符，因為各地對所吃的穀物品種如，小麥、大麥、米、玉米、小米等，差不多都有固定的習慣，而實際種植的穀物同其特殊需要不見得完全相稱。伊拉克有大量剩餘的大麥（在豐收的年份可達四十萬噸，在歉收的年份或許也有十萬噸）；埃及有多餘的小麥，只是多餘的數量要小得多；敘利亞、黎巴嫩、塞普勒斯、波斯和衣索比亞大體上能夠自給；巴勒斯坦、阿拉伯、厄利垂亞、索馬利亞蘭、蘇丹和馬耳他則都要依靠進口。整個地區的茶葉完全不足，而且要進口大量的咖啡、香料和糖。油籽是阿拉伯人食物中極其重要的東西，要從埃及的棉花作物以及蘇丹和東非獲得供應；橄欖油則來自巴勒斯坦和近東各國。肉類除城市以外，吃得不多——動物蛋白質是中東日常飲食中最為缺少的一項。按照西方標準，整個地區的食物營養是嚴重不足的。但穀物是最為重要的食物。每年大約種植和收穫一千二百萬噸；顯然，即使減產百分之十，也就要大量進口了。
1941年，這種經濟的弱點顯露出來了。那年年初，不可缺少的春雨沒有下降。接著，在5月份，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作亂又耽誤了大麥的收割；最後，在6月份，敘利亞和黎巴嫩戰火蔓延，規模不小，要把維希政權從近東國家攆走。影響穀物供應的，不僅是由於打仗而造成的物質損失；更為嚴重的是心理作用。剩餘穀物並不是大莊園生產的；它們是從上萬個村莊點點滴滴彙集起來的。要是農民受了驚嚇，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饑荒，他就要攢積穀物。1941年，由於受到德國無線電宣傳的影響，這種情況開始大規模發生了。到1941…1942年冬，要求進口穀物的申請開始源源不斷地送到中東補給中心。有一個時期，僅埃及就估計缺少三十五萬噸。到3月份，局勢已經顯得岌岌可危；英國的貨運接濟不上，不少船隻被擊沉，中東各地告急乞援的要求紛至沓來。5月18日，中東補給中心接到通知，開羅和亞歷山大的庫存僅能維持到5月27日，而新糧在6月10日以前大約不會上市——這就出現了大約二萬四千噸的差額，而中東補給中心在整個中東掌握的存糧卻不超過一萬二千噸。於是，只得逐日發放小量存貨；埃及政府在加速收購當年的收成方面也做出了奇蹟；危機因此得以渡過。不過，為這個歉收的年份所付出的代價是重大的——九萬一千噸穀物運給埃及，十萬噸給敘利亞，九萬噸給巴勒斯坦，七萬噸給土耳其，三萬八千噸給塞普勒斯，還有許多需要較少的地方——總起來，為挽救饑荒，繞過好望角運到中東的穀物共達六十萬噸。
以後還有過一些其他化險為夷的事件——在德黑蘭，有一天糧食庫存下降到只有一天的供應量，在大馬士革發生過搶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