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3日發表廣播演說，當他談到法國政府希望同敘利亞政府達成一項最後正式協議時，他暗示法國將堅持把地方自治權賦予一些地區，在這些地區中，遜尼派穆斯林僅佔少數，而且遜尼派的官員在過去三年中在法國政府默許下已被當地居民驅逐出境；他聲稱法國政府認為國際局勢需要一個法敘軍事合作的新基礎。敘利亞政府於是把已經宣佈過的意圖付之實施，就是如果高階專員無法在巴黎使草約獲得批准，政府即行辭職。時間過了幾個星期，新政府仍未組成。6月23日，民族主義者由於法國把哈泰（亞歷山大勒塔州）割讓給土耳其而受到一次新的、但不是沒有預料到的打擊。這就導致敘利亞共和國總統在7月7日辭職。高階專員隨即暫時廢止敘利亞憲法，並在7月8日成立一個五人理事會；撤銷外交部和國防部，這兩個部的事務由法國直接掌管。7月末，很多民族主義者被指控陰謀暗殺新政府成員而被捕。
這樣，在戰爭爆發前夕，儘管基督教徒佔多數的黎巴嫩政府同法國人之間的關係還算不錯，但是代表著有政治頭腦的一小部分人中大多數人的敘利亞民族主義者的各項要求和法國人準備向他們作出的讓步之間的矛盾，實不亞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和英國託管當局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不過英國人曾試圖在1939年5月的白皮書中彌合他們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間的裂縫，即使所付代價是要同猶太復國主義者結下不解之仇；而法國人則把那種相似的嘗試，即1936年草約中載明的妥協方案，也拋棄掉了，因此，到了7月份暫時廢止憲法時，他們和敘利亞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已經陷於覆水難收的地步了。
戰爭爆發時，魏剛將軍被宣佈為近東地區部隊總司令，由於他在1923年到1924年間任高階專員時已得好評，這次任命深孚眾望。接著在全國範圍內宣佈緊急狀態，警察和安全機構轉歸軍事當局管轄，並採取措施對付囤積者和投機商，實施嚴格的新聞檢查，禁止公眾收聽德國廣播，違者判處徒刑。對這種種措施，公眾無可奈何地接受下來，不少著名人士宣佈效忠法國，可是投軍效勞的人不多，也沒有實行徵兵制。9月21日，黎巴嫩憲法也被暫時廢止，內閣權力轉移到一位黎巴嫩籍的國務部長手中，有一位法國顧問和一個由政府各部的首腦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協助他行使職權。政府各部的數目也由九個合併為五個，大量冗員都被辭退。這些改革措施，除了對本身不利的人外，都是深得人心的，因為這個官僚機構對一個僅有一百萬人口的國家來說，是過於臃腫和浪費的；即使假公濟私和裙帶風的情況並不一定比其他中東國家更壞一些，但是機靈的黎巴嫩城市中產階級至少更能感覺得到不法勾當比比皆是。
在敘利亞，法國人趕緊援用在緊急狀態下取得的新權力，採取嚴竣措施對付民族主義者。大馬士革的過激的民族行動聯盟和阿拉伯俱樂部立即遭到鎮壓。阿拉伯俱樂部被控接受德國人的津貼已經有些時候了。同樣，在法國共產黨遭到鎮壓之後，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共產黨也遭到鎮壓。9月末，軍事法庭對本年3月和7月被捕的民族主義者進行審訊，判處三年至二十年的徒刑。報章沒有透露任何證據，以說明判處這些重刑是適當的。一個星期後，軍事法庭以私運軍火進入巴勒斯坦和私造炸彈的罪名判決了二十人。10月和11月，在貝魯特、的黎波里和霍姆斯的敘利亞國民黨黨員被捕，公安總部聲稱，他們的首領安通·薩達這時正在柏林，法國人斷言，該黨從德國方面多次接受鉅款。到了1940年4月，公安總部把上年7月的所謂暗殺陰謀案件的檔案整理就緒，現在宣佈，這個陰謀不過是在德國人支援下發動一次全面叛亂的先行步驟罷了。軍事法庭對民族行動聯盟和其他組織的二十七個成員宣判，其中逃亡在外的十一人也受到缺席審判：七名死刑，後來死刑被取消，聽候軍事法庭重新審判，其餘的人被判處十年至二十年的徒刑；同上次一樣，從未發表過任何具體證據以支援這些判決。
1940年5月17日，魏剛將軍應召回國接手指揮歐洲的法國軍隊。接替他指揮近東三個師的是米泰爾奧塞爾將軍，他在貝當元帥透過廣播宣佈打算要求休戰的次日，即6月18日頒發軍令，宣佈近東部隊要繼續同盟國並肩作戰。與此同時，高階專員皮奧在接見英國總領事後通知波爾多政府，在近東的法國人打算抵抗，並正與法國駐倫敦大使取得聯絡；同時也給魏剛和突尼西亞總督佩魯頓去電。6月20日，米泰爾奧塞爾接待韋維爾的訪問，並在法國於23日接受德國人提出的休戰條件之後宣佈，他打算“繼續執行法國在敘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