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談中，卡夫塔拉茲只討論了卡維爾…胡裡安的特許權；但在訪問北部回來後，他於9月26日要求整個北部五省的為期五年的勘探特許權：在該地區經過地質勘查後，開採特許權的區域範圍將重行劃定，並以查明確有石油資源和確有工業開發可能的地區為限。然而，波斯政府在內閣進行了一次改組之後，已於9月2日（即接到蘇聯代表團即將到來的報告之前四天）決定，在戰爭結束前不再給予外國人新的特許權；雖然首相現在把蘇聯的建議向內閣和議會詳細轉達，它們仍然維持原來的決議。首相將首次遭到的挫折告知卡夫塔拉茲後，再次與內閣和議會接觸，仍未成功。於是卡夫塔拉茲說，這個答覆無異於拒絕蘇聯的建議，勢必要使兩國關係變得陰暗起來。賽義德提出一個折衷方案，由波斯政府著手研究蘇聯的建議，以俟戰後作出決定。但卡夫塔拉茲拒絕了這個建議。
蘇聯代表團在這個問題上使用的外交技巧是有教益的。卡夫塔拉茲在10月2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聲稱，“波斯首相不但宣佈他完全同意蘇聯的要求和蘇聯要求的正當合理，並且還答應協助使這個問題得到積極的解決辦法”，然而，他隻字未提這個事實：表面上他被歡迎到德黑蘭去是為了一個無可指摘的目的，就是恢復卡維爾…胡裡安的石油開採特許權（其範圍雖在1880年的原始“法令”中未予確定，但可合情合理地估計為不過三、四千平方公里），而他後來提出要求勘探權的地區，據估計卻在二十萬平方公里左右。他的論證是“如波斯政府想把波斯東南部的特許權授予美國人，它就應該將北部的特許權給與蘇聯”，這就是訴諸強權政治的“補償”原則了；但是企圖用已經放棄掉的1916年和卡維爾…胡裡安的特許權這麼一個軟弱無力的根據來為這一要求辯解，那就無異於沙皇俄國將俄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一些含混的、不明確的約定肆意加以擴大”而成為其1853年的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信奉正教的基督教徒的要求，而克里米亞戰爭即由這一要求引起。
波斯政府的決定公佈後六天，蘇聯工會的報紙《勞動報》於10月22日向波斯政府發出了猛烈的攻擊：
它聽任“某些居心不良的分子的破壞行為”不受懲處，那些人搞亂了盟國的補給物資取道波斯運往蘇聯的正常運輸，而且對目前“波斯的親法西斯分子顛覆活動的加劇”也未加以制止。波斯當局對劫掠蘇聯供應線的罪犯未予懲處，而對“努力忠於履行同盟條約義務的波斯官員卻進行迫害”。
《勞動報》援引德黑蘭左翼報紙《皇鷹報》的說法：“反動派佈置給賽義德首相的任務是粉碎工人組織和民主組織，為此目的，他已提出了一項工業軍事化法案”。《勞動報》接著說，為了同一目的，各城鎮已經組織起來，挑起衝突，並正在把不安分的部族武裝起來。許多波斯報紙都在責問，賽義德為何不辭職，“那些瞭解賽義德的政策正在損害波斯和波斯人民利益的各界公眾”，也同樣地提出了這一問題。這只不過是10月24日卡夫塔拉茲在蘇聯大使館會見一大批新聞界人士的前奏：
他不得不清楚明白地宣佈，蘇聯各界以絕對否定的態度看待波斯政府的決定。蘇聯的公眾輿論認為，穆·賽義德的政府對蘇聯的建議採取這樣態度，就已使自己走上了使兩國關係變得陰暗的道路。穆·賽義德政府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論據為這樣一個決定辯解，同時卻有種種對它不利的強有力的證據，這些證據都涉及波斯的更高的和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他本人深信：蘇波友好關係在戰爭時期曾經充分和勝利地經受過考驗，決不能以任何方式使它動搖；他也深信，凡是對雙方有利而能鞏固蘇波友好關係的，都將會得到圓滿解決。他希望以波斯的開明報紙為代表的波斯公眾輿論，會在促進這項工作中發揮其作用。
有一位記者問道，賽義德拒絕接受蘇聯建議是否會影響蘇波關係，據塔斯社報道，他的答覆是，“蘇聯政府同波斯的關係是友好的，但是穆·賽義德對蘇聯所採取的不忠誠和不友好的態度，排除了同他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自由陣線”的二十七家報紙立即響應這一暗示，群起譴責政府，它們斷言，鑑於盟國對蘇聯的援助一旦結束，波斯就要面臨失業的威脅，因此擬議的對蘇聯授與石油開採特許權，會使波斯在經濟上得到好處；他們堅決主張，既然長期以來就在考慮把南部的特許權授與美國和英國企業，那麼拒絕蘇聯的建議將是一種帶有歧視性的失策。蘇佔區的經濟政策從此開始比以往更不重視波斯的利益了；據塔斯社報道，蘇佔區城市中掀起了反對波斯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