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節 法國和西班牙的政策 1939…1940年
戰爭爆發時，摩洛哥的蘇丹、突尼西亞的貝伊、阿爾及利亞的帕夏…阿加和其他穆斯林著名人士紛紛宣佈效忠並號召屬下人民同法國合作，抵抗共同敵人。與此同時，法國當局卻採取了嚴厲的行政措施來對付在戰前幾年就開始醞釀自治的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這些運動雖然還只具雛形，但已擾攘不安。在摩洛哥，民族主義運動已被鎮壓；在一系列騷動後，運動的領導人已於1937年10月被拘禁。在阿爾及利亞，主張極端分裂主義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二十五名成員，包括他們的領袖艾哈邁德·馬薩利·哈吉在內，於1939年10月被捕，拘禁於沙漠南部。在突尼西亞，新憲政黨的領導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布林吉巴）和他的七個主要追隨者被遞解到沙漠南部的集中營，隨後又被解送到馬賽的一個堡壘。
另一方面，弗朗哥將軍的西班牙政府對西屬摩洛哥的穆斯林卻報以青睞，因為他們的軍隊在西班牙內戰中起過重要作用。一個“對當地事務最熟悉、最活躍的專家”胡安·貝格貝特中校在1936年披任命為西班牙地區高階專員。在以後三年中，他和他的僚屬忙於作官方訪問，授勳，為兒童開辦穆斯林學校，在最積極的民族主義領袖之一的穆罕默德·馬基·納西里的指導下創立了哈里發學院，此人在數年前已被法國當局逐出非斯。為了實行東方的新教學法，這個學院從埃及聘來教師，併為來自得土安和這個地區西部的四十個青年學生在開羅成立了“摩洛哥之家”。宗教產業的管理不是由高階專員秘書處過問而被授權予另外一個著名的鼓動者阿卜德·哈利克·圖賴斯。
為了使他自己不致在這一運動中受到束縛，高階專員對分享他的恩惠極為注意：馬基·納西里代表的是泛阿拉伯政策，而這項政策正是那個具有更多摩洛哥傳統氣息的阿卜德·哈利克·圖賴斯所反對的。這兩個對手相互頡頏，高階專員有時就藉助“請教徒”一派起中和作用，這一派主要是由宗教界著名人士組成的。
出於他們對法國的敵意，西班牙當局准許從法屬摩洛哥流亡的民族主義者在得土安設立一個國防宣傳處。在1940年法國崩潰前夕，納西里和圖賴斯領導的兩派聯合起來。他們有時甘願充當軸心國的宣傳工具，逃避了鎮壓，因而他們的活動比他們那些在法屬摩洛哥的同志們更有持續性，也更有效力。正如一個美國觀察家所寫：
弗朗哥對摩洛哥民族主義的鼓勵，初看起來，似乎同西班牙的利益背道而弛。實際上，民族主義運動如果只以解放西班牙地區為目標，那是沒有意義的。民族主義者希望整個摩洛哥解放，而十分之九的摩洛哥是在法國統治之下。因此弗朗哥儘可以謹慎地與民族主義者調情以贏得親摩洛哥和親阿拉伯的聲譽，而讓法國去任其咎。他以偏愛摩爾人，並作出諸如為去麥加朝聖的摩洛哥人提供西班牙客輪艙位等這樣狡猾的事而已為眾所周知。他與法國人不同。法國人正在野心勃勃地推行一個“同化”其殖民地人民的計劃，並因此而與民族主義集團為敵，但是弗朗哥卻並不打算使北非人民成為西班牙人。
第二節 維希的政策
1940年6月停戰後，維希政府獲准在法屬北非保持的軍隊以十二萬人為最高額。據說用以駐在摩洛哥的約有五萬五千人，阿爾及利亞四萬五千人，突尼西亞二萬人，生動地反映了一句諺語：“摩洛哥是雄獅，阿爾及利亞是男子，突尼西亞是女人”，使人們對法國民族主義者後來聲稱突尼西亞在那個時期相當不穩的說法不予重視。由於有了龐大的駐軍，維希政府維持治安並無重大困難：大部分穆斯林居民習慣於專橫的統治，不知有其他政體。而且正如我們所知，由於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身陷囹圄，這些運動已經削弱了。維希政府幾個月來忙於恢復法國本土的工作，無暇兼顧海外事務。
但在1940年10月8日公佈的一條法律，廢除了1870年10月24日頒佈的“克雷米厄法令”。這一法令將法國公民身分給予全部土生的阿爾及利亞猶太人，其人數在1940年達十萬左右。免受新公佈的法律限制的人，只有阿爾及利亞猶太人中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勇受勳的人以及由於曾經為國出力而可能由特殊法令規定除外的人；除此以外的其餘猶太人在政治上被降至與穆斯林居民相同的地位。在以後幾個月中，維希反猶太的立法，特別是1941年6月2日的立法，適用範圍擴及北非，從而使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斷然處於比穆斯林更為低下的地位。他們不得在軍隊、警署、地方行政官署、高階行政機關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