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兩股火力的夾攻。首先是極左派和工聯主義者，他們雖然害怕和憎恨外國的獨裁者們，但顯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個本國獨裁者的前景。其次是極右派，他們同情外國的獨裁者們，雖然也害怕這些獨裁者，但遠不及害怕他們自己國內的左翼分子。
在法國社會黨內部有一種思想傾向，他們認為，首先，德國是無法抵抗的；其次，重整軍備只能有利於國內的反動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舉行的社會黨會議上，和平主義派的領袖保羅·富爾宣稱，“如果他們要以強大的軍備和聯盟來拯救和平，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獨裁”；又說“同德國進行軍備競賽，將毀了他們，而且還是不會獲得安全，因為德國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國的三倍，它的化學工業則是法國的十倍”。這倒不是勃魯姆的意見。雖然他也忌恨對他自己的社會立法的每一個威脅，但他還是有著愛國主義的意識和責任感的，他早先擔任公職的經驗也更加強了這種思想品質。所以勃魯姆就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該黨必須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地參與保衛國家，國家的防務則必須達到最高的效率。這項決議案由大會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贊成透過，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對，一千零十四名代表棄權。在1939年3月7日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贊成在某些條件具備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討論裁軍問題，還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則贊成無需任何條件即可召開這種會議。
英國議會的工黨，在這時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英國有組織的工人的真正而有效的代言人。就這點而論，它確實是勝過法國社會黨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說，英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對國家的責任感，總的來說要比法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強些。一旦英國工人運動充分認識了局勢的真實性質，它就毫無保留地投入重整軍備運動，而且比法國工人幹勁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戰爭爆發前幾個月為止，它還是傾向於認為來自政府的對它自己的獨立性的威脅，要比來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脅更大些。
就是這樣，阿瑟·格林伍德因為對“慕尼黑之冬”期間實施軍備計劃而在工業中引起的大規模活動感到吃驚，1938年12月6日就在下院表示：“已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指引我們，我們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見不得人的方法來實行徵兵的任何嘗試。”以非熟練工人代替部分熟練工人和在工業中徵兵，仍然是工黨害怕的兩個主要魔鬼。工黨表示相信單靠自願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證國家的防務而絲毫無損於民主自由；它也批評現有工作中的缺點，但只要採取一些控制管理方面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黨發表了一個宣言，標題是“全國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黨對人民的號召”。宣言建議改進防務工作和組織，呼籲成立一個國防部，以及在自願的基礎上組織人力。11月3日，工黨又在下院提出一項動議，譴責政府在9月危機期間在保衛平民方面的“公認的毫無準備”（這一動議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一百三十票被否決）。當國民服役方案提出時，政府再次向工黨保證這是志願性質的，工黨才表示贊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開的工黨會議上它再次對政府的防務工作提出批評。會議透過了一項由執行委員會起草的宣告，主張設立一個國防部以協調防務工作，設立一個供應部以協調供應工作，並對軍隊工作的改革提出詳細的建議。
關於重整軍備的經費來源，無論是透過借債還是徵稅，反對黨對政府的大事籌款並沒有怎樣攻擊，而是更多地指責政府沒有能採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項的過多一部分以利潤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從重整軍備一開始，政府就已經對這個問題一再提出保證。早在1935年便設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就私商承造武器的問題提出可能被認為是必要的改進意見。工黨抱怨政府沒有采取實際行動來執行該委員會的建議，而且有些軍火廠商的利潤比1935年時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爾頓竭力主張“我們的軍火帳單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發軍火財的人徵收重稅來支付”。甚至連一名民族黨議員奧斯丁·霍普金森這時也宣稱：
我們花去的錢，直到現在並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們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預付給飛機制造商們大量的錢。用這種辦法我們大量地增加了他們的投資的價值。……如果要納稅人在重整軍備時期提供工業的資本，那他就有權利得到與所付出的相等的價值。……現在已經是應該採取嚴厲的步驟的時候了，應該替納稅人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