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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空軍總參謀部在這最後幾個月的緊急關頭，似乎確實沉浸於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之中。在慕尼黑事件時期對他的空軍如此突出地表示悲觀的維耶曼將軍，當情況稍有好轉時，就立即轉到了另一個極端。1939年5月當波蘭陸軍部長卡斯普爾祖斯基來到巴黎，試圖同法國簽訂一項軍事協定時，維耶曼竟答應，如果戰爭發生就讓法國空軍從波蘭基地起飛，立即在波蘭前線參戰；這種輕率舉動使得甘末林大為吃驚。由於甘末林的勸說，維耶曼承認，考慮到法國空軍的狀況，他這麼說是太魯莽了，並同意要設法把承諾的調子降低。但是隻隔了一兩個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參謀長會議上維耶曼又宣稱，三四個月以後，法國就可以每個月輸出四十架戰鬥機，直到總數達到二百架時為止。他在8月26日給拉尚布林的一封信中還說，六個月以後，假如生產能力沒有因敵方的行動而減弱，蘇聯也沒有援助軸心國，那麼法英兩國的聯合空中力量將能有效地抵抗軸心國的空軍。
結果，法國的飛機制造廠並沒有遭到轟炸，蘇聯也沒有供應飛機給軸心國，義大利則直到法蘭西戰役快結束時才參加戰爭，甚至在那時也沒有給予空中支援。然而。當戰爭來臨時，法國和英國的聯合空軍仍然敵不過德國的空軍，而且法國顯得比英國更不妙。英國空軍的一部分力量必須留在國內，而派到法國去的那一部分空軍，發現它自己實際上是在毫無援助的情況下孤軍奮戰。的確，現在到了關鍵時刻，維耶曼和空軍部長（現在是洛朗…艾納克）卻顯露出一種焦慮不安的心情，這與不久前的那種自滿情緒是很不相稱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戰時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討論把整個前線移入比利時境內，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時人時，據甘末林說，維耶曼和洛朗…艾納克兩人似乎是最不願意去迎戰強敵的。看來，那些負責法國飛機生產工作的人，說得輕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騙自己，對於這一點，他們現在也在開始明白過來了。
在慕尼黑危機以前，英法兩國空軍都已拋棄了它們早先信奉的進攻是最好的防禦方式這一信條，而開始以犧牲轟炸機為代價，集中力最建立一支強大的戰鬥機防禦力量。不幸的是，這場危機使得兩國不得不中途改變方針。它們的很大一部分轟炸機已經陳舊，它們的現代化戰鬥機也差不多沒有一種是數量充分的。
在法國，1938年1月科特和拉尚布林兩人的交接換班的一個公認的特徵是政策隨之而發生了變更。在英國，始終沒有承認過政策有變動，但是到了這年年底，這種改變已經明顯得再也無法加以否認了。11月10日，金斯利·伍德爵士在下院就一項新的空軍計劃發表宣告如下：
我們的重整軍備基本上是防禦性的，我建議把加強我們的戰鬥機力量放在最優先的地位，這種力量是用來對付空中入侵的轟炸機的。……為此，我們的第一線力量將有一個大幅度的穩步增長，其總數大約比現在已批准的計劃再增加百分之三十。……按照這項新的建議，現已定購和將要定購的戰鬥機數量，將達到五千至六千架。
唯恐有人會對這一重要宣告提出批評，空軍大臣接著又馬上擔保說，“我們也建議增加我們反攻力量的後備隊伍，這是任何防禦體系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是相信鮑德溫…杜赫理論（轟炸機總是能長驅直入）的人，立即大叫大喊起來。他們堅持必須有一支強大的空中打擊力量，首先，用以遏制敵人空中攻擊力量的擴張，其次，作為一支制止戰爭的威懾力量，用以支援政府的外交活動。
由於繼續有人批評他的11月的建議，金斯利·伍德爵士最後在1939年2月6日就政府的空軍政策又發表了一個明確的宣告。他強調指出，政府正在